看望

爹的病又犯了，晕倒在外面的工地上。妈哭着打了电话，我立即出发，但时间的缓急仍要等司机的决定。我不能说他的麻木不仁，毕竟他也需要生活，要怪只能怪我没有令他动心的口袋。

终于拼了三个人，索价比平时贵三倍。司机意犹未足，一路上说他昔日的鸿运。某某日，一男子找我问到某地的价格，即付立行，绝不讨价，时有众司机车近满者呼之即行，价低却不理会。

我听腻了这样的炫耀，顿起反感。可又焦虑爹的病，益加惆怅。

车子经过漫长的跋涉，终于到了爹处的城市。刚过了界碑不远，司机便停了下来。他说前面不能再开了，遇到交警就白忙活了。我们虽十分不满，也只好下车。

旁边的摩的操着听不懂的口音与司机打招呼，他载了我去爹的工地。由于那工地的偏僻，司机须寻了路走，要收双倍的价钱。我认为他的理由不算过分。

终于见到爹了，他站在那尊雕塑下面等我。因他不能描述准确的位置，只能告诉我这尊雕塑的附近，而这样的雕塑在这样的城市并不算少见，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找到已经超出了预期。

我遥遥地向他回首，他似乎没有看到我。他急切切地东张西望，似在盼我的到来。

我向他打了电话，说我看到了他，让他不需动，他怪道既然看到了还浪费电话费。

在各大运营商取消了长途漫游费后，各种套餐的最低消费蹭蹭地涨。为了省钱，他一直用十年前的套餐。可这套餐在外地用往往要贵一倍多。这是名副其实的小区外长途，可声明却十分合法，我打了服务电话除了牢骚，只能自嘲。

查话费时，他在身边听的真切，后悔昨天多打了电话，一周的话费够他改善四次伙食的费用，如果捡包装袋，需要捡二百个。

我问他等了多久，他说不长不长，一个小时多些。我说，这大日头的天，你又有这样的病，且要上那熬眼睛的工，该呆在屋里歇歇才是。他说，好久不见你了，想的很，且这病又不是要命的病。

我同他一路说话一路走，向妈报了平安到达的消息。妈熬起了电话粥，爹急匆匆应付着要挂断，我说我的电话便宜，他也不依。

他的步履愈加蹒跚，脚板贴了地似的行走，踢起了腾扬的粉尘。远远地，有个男人给他打招呼，满脸的横肉，与音色极不相称。他笑爹的病是富贵病，爹骂他，他灰溜溜地走了。

到了工地，两个塔吊正在天空中游动，因蓝天白云和阳光的衬托而显得十分雄壮。围挡把整个工地包裹起来，清一色的政治宣传图幅，让人热血喷张。

开了门的内部，却是一片的狼藉。我们在里面迂回，高层的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如矫健的猴子，在耸入云霄的铁架上自由行走。机器轰隆隆地响，把脚掌震得发麻。

在最南端，爹见到了工地的领导，他积极地介绍，我们无动于衷。爹不断地说这人的能干，对他的关照。

终于抵达了他的宿舍，遥远地看过去，会错认为是临时的茅房。屋内仅安置着门板垒叠成的床和一个小方桌，角落上摆满了工人寄放的工具。我说这条件太恶劣了，他却一副欣然得意的样子。

我带他去做检查，他执意的不肯。我横下脸来，他因畏惧而妥协，但表示只看门诊，接诊的大夫说是高血压引发的眩晕，爹又说最近每天的喝水很多，大夫说糖尿病人都如此，要注意饭量与运动。爹又说他的牙口与腿脚，医生便不耐烦地匆匆开了药方，按下了叫号机。

我们提了沉甸甸的药回他的宿舍，他说这病看来不能好了。见到铺天盖地的精准扶贫标识，他会打趣似的问我贫困线的界定。我说咱家的情况因我的工作使得人均年收入超过了四千的标准。他又问慢性病卡的办理，村医生只会贴了通告，老远地让你回来签了所谓的契约服务，却除了带来麻烦并无实际的好处。

我说，那慢性病卡的办理，多是贫困户的特权。乡里因众人的上访，放宽了标准，可村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麻烦。那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为了宣传的需要。一向政治坚定的我突然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令他也颇为震惊。他让我谨言慎行，免得丢了工作。我戏谑地说，丢了工作说不定更划算呢。

爹忽然遇到了熟人，两人互通家世。他又说起了昔日的种种，从二十岁在机械厂干到五十岁，厂解散后的种田、失子、打工种种，以及现在。人问他领退休金还受这样的症。他笑着说，哪里有什么退休金，有脸有关系的都调了出去，现在都锦衣玉食了。我们出力的终究还是回去做贱民。

我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找了国家的政策，向社保局咨询。电话只是呜呜没人接听。

昔日里曾经通过县长信箱留言，回复已是大半年的时间。后来跟巡视组写信反馈，渺无回音，还把我的留言屏蔽了。巡视组走后，我的留言又重新挂了出来。我苦笑，这翻云覆雨的手段令人钦佩。可巡视组已走，这问题怕永远沉默下去了。

我说，这样的不公的确须计较。他说，何必呢。这把年纪了，又有这样的不治之症，就算最后等到了上面的政策，也早填了沟壑。况且，比我干的更久的也都多半死了，人家不冤吗。也不能因我的问题让上面给你压力。我笑，我的前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却与家、国都密切关系。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久，我就感到负能量的膨胀。临晚的时候，我要走，他执意要我住一晚上看他的工作。我说我完全能够想到，且这小屋子的拥挤容不下两人。他说怎么容不下，不过再添两块木板罢了。我终于不肯留。

他说那该吃点饭吧，不能空了肚子走。我不忍再拒绝他，一起去了南面的饭店。老板见他远远地过来，便要热早剩的稀饭。他高声地说今儿不喝汤了，煮完饺子。老板愣了一下，很是吃惊的样子，显然这是他在这里破天荒的奢侈。他说来一斤，娃来了改善改善伙食。老板很受感动，盛了足足的量。吃饭的功夫，他又喝了三大杯的水，说近来渴得厉害，可能糖尿病严重了。

吃罢饭，天已薄暮。他十分挽留，声音沙哑，近乎央求。我怕在这里又会收到催婚的絮叨，头也不顾地走了。心里笑他的痴望，像我这样的，何论婚嫁呢。外人的话说，不过是调侃，他的话说，却让我芒刺在背。

我飞速地挤在回程的末班车上，正好听到有两个本地的干部在说信访者的报应，他们说这些刁民真该死绝的好，让他们周末也不得休息，儿子过个生日也不能陪伴。我心里想，这也是牺牲。那贱民真是屁都不如了。却沉默着一言不发。

忽然手机铃声响起，明天召开信访大会。为了市里一项重大的安排，全体同志务必发扬不怕吃苦劳动光荣的精神，把维护社会稳定当做第一件民生实事抓紧抓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