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十七岁师范毕业便从鹰潭跟着现在的丈夫来到我们这个小城安家立业。两人一起分在城关小学，每天双宿双飞，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双职工家庭煞是让人羡慕。
九十年代初，社会掀起了一股停薪留职的下海风，她的丈夫也干起了食品批发生意，非常红火，不久便成了那时小城唯一的百万富翁。
她正准备生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脑瘫患儿，八岁了还不会走路，而她的丈夫则夜夜笙歌，夜不归宿。
后来，我便经常看见她瘦弱的身影，在清晨的薄雾中吃力的蹬着车，后面坐着她十岁的儿子，背上背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儿子上小学，“跟着大伙吧，能学多少算多少”。女儿则送保姆家。她的丈夫每天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业务渐渐疏懒，最后一个几百万的批发部被几个亲戚员工席卷一空，给他留下近一百万的外债。
他的伙计们则雨后春笋般的在小城的各个角落开起了批发部，似乎一夜之间，他的客户都被他调兵遣将般分散在各个“分店”。她的丈夫便由往日的嚣张跋扈变得自暴自弃，不做生意，也不去上班。
过年了，她把领来的一千元工资给了一贫如洗的丈夫二百元，转手就被他输光了，又伸手要，不给，扬手就打。年三十，她被打得跪倒在地：“求求你，别打了。这八百块钱是我们娘儿三的生活费，过了年，两个孩子还得交学费那。”“谁叫你去生第二个丫头的，活该。”丈夫抢走了她包里的八百元钱，扬长而去。
那一个年，不知她是怎么过的。
开学时，我们几个同事悄悄为她垫付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同事们隔三差五便以交流感情为由，在备课组、年级组之间轮流请客吃饭，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的告诉两个孩子：这些叔叔阿姨都是你们的亲舅亲姨！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八年，最后连房子也被丈夫输掉了，一家四口蜗居在租来的小小柴棚间里。我们多次劝她离婚：这样的男人，不仅不能养家，还把一个家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要他何用？她呢，总是固执而坚定的摇头。
我们总担心她有一天会撑不住，对他的一双儿女便格外爱怜，有时甚至超过了对自己孩子的关爱。但我们很清楚，有些东西是我们永远给不了的，比如婚姻的幸福。
我们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化解苦难的。直到有一天，我被一个久别的同学拉去一个叫“蒙地卡罗”的迪厅跳舞，我看见了一个在闪烁跳跃的霓虹红灯下疯狂扭动的熟悉的身影。跳、扭、甩、踢……每一个动作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似乎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成了情绪的宣泄口。后来看到陈道明主演的《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在迪厅痛苦跳舞的情景，便不禁和片中的娟儿一样泪流满面。
原来，学校里的同时几乎都知道这个秘密，但大家小心翼翼的装作不知道。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反而为她大大的舒了一口气。
去年，小女儿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她的丈夫忽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踏踏实实的到一个乡镇小学教书去了，她的近十年的暗无天日的生活总算迎来了曙光。
从不敢去问她为什么坚持，而且艰难地坚持了那么久。从她品学兼优的女儿身上，我想到了一句话：因为有你，我愿将苦难化解成灿烂。也许，这句话就是她多年来的精神支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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