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创作之火愈来愈旺时，生命之火却被迫熄灭

副标题：李煜：创作之火愈来愈旺时，生命之火却被迫熄灭

开宝八年( 975)，南唐被赵宋灭亡，南唐国主李煜在这个位子上蹩脚地待了十五个年头终于结束了。无数后人嘲笑李煜的政治才能，客观地说，李煜在政治上确实很平庸；有一说一，以当时的局面，谁处于那个位置上也很难使南唐起死回生。本来，李煜就不是国主之位的人选，父兄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离世，他于父亲丧礼的哀乐声中被群臣推上君位。这个蹩脚的君主面对南唐越来越险恶的形势，只能在处处被动的情势下接受亡国之君的命运。

命运终于在开宝八年跟李煜开了一个早已打过招呼的玩笑，这一年，也被后人视为李煜词作前后期的分水岭。在汴京做俘虏不过短暂的三年，李煜被赐毒酒，一代词帝终年不过42岁。

李煜词现存三十余首, 习惯上，其词作以开宝八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李煜生活的同期，词坛上活跃的是“花间派”。 这一词派风格大体上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香软、秾艳，其内容是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以及相思之感。来，以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的代表作《菩萨蛮》感受一下：“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用精工之笔描绘女子体态、容貌与内心世界，让人感觉美则美矣，就是脂粉气太重了。

不得不说，李煜早期创作是受到这种潮流影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文学创作但凡是个人完成的，那么就一定会带有浓厚的个体性。李煜虽然深受“花间派”的影响，但是他的独特个性的“真”让他又与“花间派”区别开来（当然，这种个体性是贯穿李煜创作生命的始终的）。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试看李煜前期词的三首代表作品：

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一斛珠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可以看到，在这些词中，他将早年在宫中通宵达旦、酣歌醉舞的享乐描写得淋漓尽致，充分表现了沉醉于宫廷享乐生活的真实状态。虽不脱“花间”之窠臼，但情感却是相当真实的，这与正统的“花间词”有很大的区别。

做了俘虏的李煜，住在赵匡胤指定的由禁卫军严密守护的汴京的庭院里，过着时时被监视的日子。虽然被授予了高官显爵———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而后赵光义即位后，又加特进，以陇西郡公替代违命侯，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听起来比较响亮的称号而已。然而，也就是这样的三年，成就了李煜作为一个文学家和词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下是几首最能体现李煜后期创作风格的词作（后文引到词句时将不再贴出整篇作品）。

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滴频猗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相见欢：

（一）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二）无言独上高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深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浪淘沙：

（一）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尽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二）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子夜歌

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 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虞美人：

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那么，抛开读完其词的感性体验，理性地分析，李煜后期的词究竟好在哪里呢？这里，我拿王国维的一句话来概括其词特点：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在这里，大致说一下词这种文体在李煜之前的发展概况：据考证，词这种文体源自民间，现存最早的词集《云谣集杂曲子》中收有唐开元以来的大量里巷之曲。早期民间词题材广泛、语言直白、风格质朴明快，带有浓重的“民间”风味。到了中唐，开始有文人注意到这种文体并且开始仿做，比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有少量词作品，但是这些词其实是五七言诗的变调，像是把诗句按照词的形式断开了一样。而到了晚唐，开始出现专门作词的文人，特别是以温庭筵、韦庄为代表的“花间派”，这些文人写词在内容上主要是美女的娇娆与相思的柔情以及充满脂粉气的浅斟低唱，而形式上则追求藻饰，由此形成了“词为艳科”的局面（所谓“艳科”，带有歧视的成分）。

从发展的眼光看，温庭筠等人的作品较之朴素的民间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李煜则把词的发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即王国维所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后来胡适说变“歌者的词”为“诗人的词”是一个意思。

所谓“伶工之词”指歌儿舞女在青楼酒宴或宫廷深院演唱的歌词，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人娱己。以娱乐为目的（可以联想当下的娱乐市场），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这些词的主要题材是写爱情，甚至是写艳情，词作者代歌女言情，个人的情绪、情感、态度等几乎为零。而“士大夫之词”则有以下的特点：首先，词可以像诗一样言志抒怀，词中有了作词者自己的“影子”；其次，所谓“眼界大”，即作词的题材范围大，不仅仅是写男男女女那些事儿；再者，“感慨深”，词中处处感受到词人的真性情，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最后，风格多样，不再是单一的香软秾艳。下面，对这四点稍微展开说明。

第一，李煜词作中可以明显让人感受到抒情主人公的存在。抒情主体的自我色彩非常浓，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李煜内心的声音。除了诸如“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中直接出现“我”，更多的词句中即便没有直接出现抒情主体我们读者也能感受到，比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中最后一句“垂泪对宫娥”，虽然没有显示出主语，但是不难读出就是作者本人对着宫娥哭泣。（关于这一点，曾经有批评说他应该对着大臣们哭泣，但是这首词写于他做俘虏时期，他面对的只有“宫娥”）。《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中“无言独上西楼”的主语很显然也是李煜自己。 

第二，在表现题材上，李煜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他前期词受生活环境的局限，在题材上未能摆脱“花间词”的影响，而在经历了由一国之君到阶下之囚的巨大转变之后，其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能“一洗香泽绮罗之态”。在后期的词作中，“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写亡国的悔恨；“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写感受到的温度变化；“无言独上高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深秋。”写幽居的孤独；“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写对故国的追忆；“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写做了一个悲伤的梦。这就使词开始由闺阁庭院、男女情爱逐步走向深刻的社会人生，丰富了词的写作范围和角度。

第三，在情感上，李煜的词率性自然，真挚感人。李煜的词前后两期风格不尽相同，前期香软秾艳，后期凄婉苍凉，然而在情感表现上却同是一概的纯真。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其实是问自己，就是表达自己心中的哀痛和对故国的思念（也正是这种真挚的情感写成的这首词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这种以真情写出来的词，在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晚唐五代形式主义词风的流行中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

最后，风格多样。李煜的前期词作很有婉约风格，而其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似乎露出“豪放词”的端倪。不得不说，后来苏轼开辟“豪放派”应该是受到李煜启发的，李煜词成为连接晚唐五代与北宋词坛的一个桥梁。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宋初词坛一度不景气，紧接着仁宗以后歌舞升平下产生的词多为艳情词，至苏轼写出“大江东去”之类有力度的词，与囚徒李煜已经相去约有100年。李煜被评为“词帝”实在算不上过誉。

为什么李煜可以完成词史发展中的过渡呢？

首先，真。王国维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阅世越浅越接近婴儿（即“赤子之心”），性情愈真，李煜作词始终保持着纯真的性格，在词中较少理性的节制，任其真情实感自由倾泻。即便我们没有亡国之经历，但我们从词中依旧能感受到“人生长恨”“往事已成空”的幻灭感，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悲痛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其次，李煜后期词在艺术手法上多用白描。不同于花间词过分地辞藻修饰，他多使用平民化、口语化的语言。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用通俗的比喻，将自己失去自由的孤独寂寞、别离家国的悲切凄凉等复杂滋味萦绕心头刻画得淋漓尽致。《浪淘沙·窗外雨潺潺》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一句更是用简单的字堆叠出无限的哀思。这种艺术手法使词清新自然，朗朗上口，并使读者感到亲切有味。这种语言表现力是很强的——不错彩镂金而文情动人，不故作含蓄而情味隽永。

最后，生活环境的影响与促进。中原地区战火四起，而偏安一隅的南唐基本上未受兵乱影响。即便有亡国的意识，但是南唐君臣以及文士们，依旧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不忘追求艺术的享受，形成了高雅的文化氛围。李煜的长辈如李璟、冯延巳也是五代词坛上不能忽视的人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李煜身上的文艺潜质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以说，李煜本身就具备文艺天赋，而且后天又经过了专业的训练。

而后期，他更是有条件搞词的创作的。试想，亡国之前他需要和各方打交道、处理政务；亡国后他被拘束在小院子里，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写词并且让乐工演奏出来以此打发无聊的时光。王国维用“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来说李煜从小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想到，成为俘虏之后的李煜，所面对的生活环境何尝不是变得更小了？在故国，李煜抬头望见的是一个四边形的天空，而在汴京，他抬头望见的是一个更小的四边形的天空。

 在那个小天地里，诗词是他的最爱，是他的生命的寄托。此后他的诗词越写越好：他不断用笔触描绘作为囚徒的心境、展示甜蜜而又痛苦的回忆。梦中屡屡再现昔日繁华，而醒来却是种种窘迫，触目所见皆能让他思绪万千。

其实，作为阶下囚，如果李煜不写这些词的话，他可以过得很好。

李煜刚到汴京时，赵匡胤让他说出他的得意之作，李煜以一句“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赢得夸赞“好一个翰林学士！”；由于不会勤俭度日，以致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也时有短缺。太平兴国二年，李煜向赵光义告穷，赵光义出手很阔绰——诏增给月俸，仍赐钱三百万。

但是他一定要用词写他对倾国的悔恨、对南唐的思念、对残害忠良的懊恼，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最后的三年时光里不断用纸笔表示对现状的不满。而当他作词渐入佳境之时，生命却只能被迫消逝。

正如王国维语：“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当我们今天读起李煜词时，仍能为他掬一把同情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