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教师是文化的传授者，而在以文化立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不仅仅包括各种具体知识，更是道统的承当以及道德的载体。所以，正如《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尊师其实是尊道，教师其实也是人师。
从训诂角度说，“师”本训“众”。（《尚书·尧典》伪孔传），军队又称“师”，就是“师”之“众”义。而由此亦衍生了“师，长也”（《国语》韦昭注，《荀子》杨倞注）之义，众人不能没有首领，而能代表“众”的首领即“师”。“师”便具有了尊崇的意义，由此泛化为有知识、有德性之长者的内涵。所以《礼记·学记》云“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荀子·礼论》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这段话也同样出现在汉代的《大戴礼记·礼三本》中，成为了儒家经典。这段话的意思是，礼法有三个本原：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赋予我们生命，先祖使我们从野蛮走向文明，而君主和教师则使人类走向了秩序。据余英时先生考证，荀子的这段话可能是“天地君亲师”一语的母本。
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认为，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事统、学统、族统尚未分化，君道、师道、吏道犹然合一，故教师与君主、家长常常一体。所以《礼记·学记》有云：“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五服”就是“五伦”。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师道并不属于五伦的任何一种，但却贯穿于五伦之中，是五伦的基础，五伦若缺乏师道的涵摄便无法亲合。五伦中都中却都蕴含了师道。比如我们总是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比如古代君王“君师一体”、“作之君，作之师”，又比如朋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这个道理。
也正因为师道的根本性，历代君王都非常敬重师长。比如东汉张辅曾做过视为太子的汉章帝的老师。后来张辅任东郡太守，汉章帝路过东郡见张辅时，仍先行师弟子之礼，张辅上座，章帝下座，随后才行君臣之礼。王安石为宋神宗讲述儒家经典，也是王安石坐讲，神宗立听。王安石说：“我并不是让皇上尊重我个人，而是让皇上尊重我讲的道。”
教师乃是一种与天地并立的伟大存在，也是与君王和先贤同样伟大的立法者，只不过君王先贤是为政治立法，而教师则是为人心立法。也正因为“师”地位的尊崇，所以周代官制里最高的行政长官三公都和“师”有关，如太师、太保、太傅，他们的直接职责乃是教育太子。教育太子意味着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可见“师”同时也是平治天下、体国经野的基石。
“师”的崇高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柏拉图的《理想国》就非常重视城邦统治者的教育，提出通过分阶培养和层层选拔，培育和发现具有政治家质素的未来君王。所以《尚书·泰誓》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说明了“师”既是天的意志，也与君王拥有同样的尊严。上天为了人民的安康，便为人民安排了君王以建立秩序，也为人民安排了老师以规导心灵。虽然天命论的思想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显得荒谬，但其中体现的君师一元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立国的传统和尊师重教的风尚，使得肉身性的国家有了一个精神性的权威，那就是“师”身上承载的“道”。《尚书·洪范》中提出了“八政”的概念，概括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八政即食（农业）、货（商业）、祭（祭祀）、司空（建设）、司徒（人事）、司寇（律法）、宾（外交）、师（教育）。教师虽然排在最后，但晚清伟大的诗人、思想家龚自珍恰恰认为，排在最后的乃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先进的，因为“八政”的顺序恰恰符合“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顺序：食、货只是野蛮的“据乱世”的政治，祀、司空、司徒、司寇乃是较为文明的“升平世”的政治，而宾、师乃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太平世”的政治。这是一个“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的进化序列，当然，后一阶段的一定包含前一阶段的，而前一阶段的未必能包含后一阶段的。毕竟“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教师的作用，毕竟还要在吃饱穿暖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发挥，但人之所以区别与禽兽，恰恰就在于人类能进步，能超越生存，谋求发展，能不断向上，追求至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存在也是人类的尊严与价值之所在。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儒家为主流思想的社会，而孔子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万世师表”。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祭孔也成了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最早祭祀孔子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在打败项羽经过淮南的时候，以太牢（一牛一羊一猪）的档次祭祀孔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没有定孔子为一尊，孔子还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汉高祖祭孔，完全是出于自发的敬佩。直到汉明帝时，才开始了在各级学校祭祀周公、孔子的公共仪式。而鲜卑族北魏孝武帝在改革伊始，便立马赶赴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祭祀孔子，表达对汉文化的诚意学习。至唐代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在国子学设立周公庙和孔子庙，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的地位尚不及周公，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废除周公庙，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孔子开始具有了精神上的至尊地位。后来唐太宗又从历代贤人中间为孔子增加一批配享者，作为共享祭祀的先贤。而唐高宗即位后又恢复了高祖时期的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地位，这是因为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以周为祖，故意通过周公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这一安排不久便被忠于唐室的长孙无忌看破并反对，孔子的“先圣”地位才总算保住。到了宋太宗时代又追谥孔子为“先圣文宣王”，宋真宗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时代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又改成“大成至圣先师”。后世对孔子的称谓“大成至圣先师”即滥觞于此。
现代人称教师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称谓或许可以追溯到孔子和颜回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词语“铸颜”，在文言中体现师生关系时经常出现。它来自汉代扬雄《法言．学行》：“或曰：'人可铸与?'曰：‘孔子铸颜渊矣。’”有一天有人问扬雄：“人可以铸造吗？”扬雄回答道：“孔子铸造了颜回。”注释《法言》的汪荣宝先生解释道：“借令颜渊不学﹐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几于圣人。”如果颜回不学习，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而得到孔子的教育，才成为了道德模范。这就是现代教育学提出的“可塑性”，它的哲学基础乃是哲学家爱尔维修的“人是教育的产物”思想。其实这早已被中国古人意识到。性相近，习相远，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的灵魂一部分来源于天赋，而另一部分则是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其间老师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老师对学生有着劝善辟恶的权威性，有着耳提面命的切身性，好的老师的确能铸造高贵的灵魂，而不好的老师也会将未定型的灵魂引向邪路。正因为老师直面未来的灵魂，所以才应该得到至高的尊重，因为无论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个人，灵魂都是其身上最高贵的部分，也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没有灵魂的人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国家只是“猪的城邦”（《理想国》格劳孔语），而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让人生气勃勃，行止有度，让民族和国家昂扬精进，不断向上。
晚清经学大家俞樾说：“师者，其人有贤德者也。”而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恐怕还是韩愈《师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不管字面上如何定义，老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且应该是道的传承者，德的承载者，贤的实践者，她的责任是守护心性，塑造灵魂，引导未来。所以尊师的同时也是尊道、尊德、尊贤，重教的同时也是重心性、重灵魂、重未来。尊师重教对于国家和民族兹事体大，它既是对传统的体认，也是对当下的安顿，更是对未来的负责。尊师重教在新时代依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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