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时代的三难选择
大多数关于互联网的著作都是励志的。这些著作会告诉我们，互联网给了我们普通人前所未有的力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讲到，世界竞争的平台已经被夷为平地，小企业也能战胜大企业，大卫能够战胜巨人歌利亚。但事实上，互联世界并不是均等、扁平的结构。你不可能只享受互联时代的好处，不付出任何代价。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说过：“发明轮船的同时，也创造了海难。发明飞机的同时，也产生了空难。”在网络问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任何一种决策都面临着选择。有的选择是两难选择：你是想要挣更多的钱呢，还是想要更多的闲暇时光？网络时代的选择是更复杂的“三难选择”。一个网络系统，可以做到迅速、开放或者是安全，这三个目标都很诱人，但是，我们只能最多选其中的两个，同时不得不放弃第三个目标。
比如说，如果你选择了迅速和开放，那么，你就会时时刻刻遇到安全的挑战。你好像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对居民和游客当然很便利，但对恐怖分子来说也是好消息。我们现在使用电子支付已经成了习惯，但你在不知不觉之中也付出了代价，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透明人，再想要回自己的隐私，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选择了开放和安全，那么，你就要放弃速度。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开放的计算机体系，也能做到安全，但代价就是把速度放慢。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好比机场对所有的乘客开放，同时还要保证安全，于是，一道道的安检能让你抓狂。这种安检未必真的有效，但其作用是人为地把速度降低。只要速度没有那么快，即使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风险，监管者也是有办法及时排查，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如果你选择了速度和安全，那么，你就要放弃开放。这就好比你加入了私家会所，或是在机场走贵宾通道。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变得更加封闭，无法对所有的人开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想变得更加快捷和安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开放性。
坚守门户政策
这跟我们熟悉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外开放就是好的，为什么在互联时代，还要放弃开放性呢？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度的，过犹不及。我们过去经历的互联网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都存在着速度太快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安全的隐患。如果我们无法把速度降下来，那就只能在安全和开放之间选择。
对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的乐观观点告诉我们，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各种界限，没有国界，没有护城河。这是一种幻觉。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北美国家，讲的语言都是英语，政治经济体制几乎一模一样，加拿大人大多居住在和美国交界的地方，很多美国城市和加拿大城市比邻而居，那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国界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呢？事实上，加拿大的两个省之间的贸易量，远远超过同等距离的加拿大的省和美国的州之间的贸易量。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国界并没有消失。
我们再看看自己身边的网络世界。我们讲过，按照六度空间理论，你在理论上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联系起来。那么，我有一封信，请你帮我带给斯诺登可好？这个世界的互联程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真正把这个世界串联起来的，是一些为数不多的“超级联络人”。
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无形的墙，在墙里和墙外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像崂山道士一样穿墙而过，进入另一个墙内世界，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要从门那里进进出出的。每扇门都有看守者。看守者决定谁能够进入，同时制定了我们所要遵循的规则。一旦我们进入门内，他们会给我们提供各种便利，比如说速度、知识及安全。但是，他们也可以操控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左右我们的行为。
为了加强安全，我们又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简单的思路就是修一堵墙。比如，特朗普说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修墙。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墙可以保护内部成员，使他们得到一定的安全感。但修墙阻碍了信息的交流，只有信息的交流才能够促进技术的进步。更糟糕的是，由于互联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互相联通，修墙可能会导致内部成员的意见分化。不是所有墙内的成员都支持修墙的，这就使得修墙的保护作用进一步降低。
和修墙的政策相比，更好的政策是坚守门户政策，也就是说，要在墙上修一个大门。有了这道门，既可以保护门内的秩序，提供安全保障，又可以保持对外的开放，但这是一种有序的开放、主动管理的开放。当风险减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门开得更大，24小时开放。当外边的风险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强门的把守。如果外边出现了入侵的敌人，我们可以把门关上。如果是朋友来了，我们可以把大门打开。通过这种开门关门的杠杆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影响他人的利益和行动。有了门，我们才能更好地管理和外边世界的连接。
——何帆《第七感5：认清互联时代的三难选择》
现代社会标榜自由的价值，但想保守自由，就要解决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没有自由的秩序和没有秩序的自由，同样令人恐怖。正如柏克比喻的：“一个疯子逃出神经病院，你是不能祝贺他获得自由的。”想把秩序和自由拧成一股绳，就离不开习俗、宗教和法治的加持，这三者的形成和完善，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柏克看到，法国革命对这三者的惨烈毁坏。
——刘苏里《060 | 冯克利第五讲：柏克的思想对今天的意义》
家鸡是怎么被人类驯化出来的？
家鸡的野生祖先来自两种原鸡，大部分基因是从一种叫红原鸡那里取得的，少部分基因从灰原鸡那里得到的，比如鸡现在黄色的脚就是灰原鸡中得到的。
红原鸡
灰原鸡
它们长得都有点像健硕版的，更加色彩缤纷版的公鸡。这两种鸡主要生活在热带森林，是杂食，成群活动，而且飞行能力还很强，晚上在树上睡觉。
这么一种雉鸡类的鸟类是什么时候被驯化的呢？
从考古的证据中可以发现，它们在8000年前就已经经常出现在印度跟东南亚的人类居住地了，在基因技术诞生之后，我们测序了很多不同动物的基因，在2004年，国际鸡基因组测序协会完整地测到了原鸡的序列，之后雉科类的鸟类不少都作了测序，也包含了家鸡。
在2010年，人们分析出家鸡跟原鸡有一个非常显著区别的基因突变，叫做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个蛋白质对应的基因在家鸡跟原鸡上有巨大的差异，甚至可以作为原鸡被驯化成家鸡的标志。
因为这个基因变化之后，原鸡就不是季节性的交配了，而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也因为这个基因的变化，母鸡全年都可以下蛋。一种鸟一旦可以整年下蛋，它一定是会被圈养起来的，这可比杀掉它，吃它们的肉划算得多。从基因树上看，这个基因突变发生在58000年前，所以很可能早在人类出现文字之前5万年原鸡就被驯化成家鸡了。
除了这个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基因 TBC1D1 也发生了突变，它是影响胰岛素信号通路的一种蛋白质，变异之后对糖的吸收率有提高。
通俗来说，就是一种容易让它长胖的基因。
这个基因在有胰岛素的动物体内都有，包括家养的其他用来吃的猪、牛、羊，这个基因的突变应该是在鸡被驯化之后逐渐筛选出那些容易长胖的个体得到的。
鸡蛋争夺战
自从鸡被驯化之后，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用它产蛋，那时候农村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会用很多方法骗它。
比如它不是下一个蛋就开始孵，而是一窝凑够了5、6只蛋以后，你如果再不干涉它的话，它就开始一起孵。20多天之后就能有很多小鸡生出来。但是在这20多天之内，它可是一个蛋都不下的。
为了让它总下蛋，人们可以在母鸡下了蛋“咯咯哒”叫的时候，拿一把米出去，引诱母鸡到院子里吃米，然后趁其不备去窝里偷偷拿走几个蛋，但是你不能拿光，总得让窝里保持有一两个，这样等母鸡回来之后它才会发现，还差3、4个蛋才能开始孵呢，于是又努力下蛋，这样蛋就每天每天一直有。
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蛋都拿走，然后放进两个颜色跟形状都差不多的鹅卵石，母鸡也会把它当蛋孵，这算是一种骗母鸡的规矩。
人是不能当着鸡的面从它窝里拿走蛋的，尤其是有公鸡看着的时候，那样一定会引发战争的，就算是人类最终胜出了，把所有的蛋当着公鸡当着母鸡的面都拿走了，那这只母鸡也会非常愤怒，之后10几天都食欲不振，也不再下蛋了。
有的时候，人真的以为是母鸡不下蛋了，其实很多时候它们还在下，只不过再也不到这个鸡窝里下了，兴许在野外找一个安稳的草窝，在那里下，而且也说不定1个月之后还能领着一窝小鸡回家。
这些算是负责任的鸡，或者还没有丢掉原始本能的鸡。
另外还有少数的鸡，它心里好像对下蛋这件事毫不在意，就算下了也根本不去孵，但被人拿走了也呆若木鸡的，可能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就是从这样一类鸡中来的。
一种聪明的鸟
后来的科学研究发现，鸡是一种智力水平比较高的鸟，说它们是傻鸟有点冤枉它们。
比如现在发现， 鸡有时间观念和自控力。
这实验是这么做的：
鸡会看到一个触摸屏，只要它触摸到了，屏幕就出现一个鲜明的画面提醒，同时秒表开始计时。如果它能等待6分钟以上，第二次啄那个触摸屏，就能获得食物奖励，几次实验之后，鸡就逐渐明白了这个规律，之后就能发现它确实有意识地等很久才会第二次啄触摸屏。最后的统计是，它从第一次啄了屏幕之后，等待超过6分钟以上再第二次啄屏幕的行为越来越频繁了。
所以你看，它对6分钟这个时间是有观念的。
后来实验继续做：
让这只鸡有两种吃饭的选择，一种是等待2分钟，然后获得3秒钟的吃饭时间。第二种是等待6分钟，获得20秒的吃饭时间。所以你看，多等了2倍的时间，却多得了5倍多的吃饭时间，这还是划算的。实验结果，大部分鸡在实验中都甘愿忍上6分钟以上再吃饭。
还有一些实验能证明， 鸡有一些逻辑判断能力。
鸡是群居生活的，不论公母，陌生的鸡遇到之后总要先打一架，目的是区分出等级，这样在今后开饭的时候，可以按照等级的高低来决定谁先啄食，等级高的先吃，等级低的再吃。
现在这实验是这么做的：
先找一对已经区分出等级高低的母鸡，让等级低的那只母鸡看到一个场景，就是等级比自己高的那只母鸡被另外一只陌生的母鸡给打败了，这个时候等级低的这只鸡根本就不会去挑战那只陌生鸡，因为它知道，那个陌生鸡比自己打不过的那只鸡还要厉害呢。
继续这个实验：
让这只母鸡亲眼看到一只新来的鸡被比自己等级高的鸡打败了，之后它去跟这只新来的鸡过招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这个实验继续做：
让三只完全陌生的鸡，先让其中两只打架，分出输赢，另一只旁观。等前两只打完了分出胜负，就看这只旁观的鸡它怎么选择，就发现它肯定去选那个刚刚战败的鸡去过招，因为它可能知道自己这一仗胜算的比例比打另外一只更大。
你看，这种对胜负关系跟等级高低的判断，它是不是一种逻辑分析能力呢？
现在全世界数量最大的脊椎类动物就是鸡，大约有200亿只，比全球人口还多了2倍。虽然数量这么庞大，但是非常可惜，它们现在99%都生活在大型的养鸡场里，关在只有一个身位的笼子里，一辈子都在下蛋，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一眼自己下的蛋是什么样，这些蛋就被流水线给运走了。
我刚刚说的人跟鸡的斗智斗勇，还保留的原始天性，这些鸡都不具备了。也许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人造方式产出各种低成本的蛋白质，到那个时候，猪、牛、羊、鸡的命运就有机会改变了。
——卓克《131｜问答：家鸡是怎么被人类驯化出来的？》
做一个“不好惹”的人
成年人因为可以构建一个复杂的心理防御体系，也就是自欺欺人，所以会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弄得非常复杂。
例如恨这件事。我们不能表达恨意，既有想做好人的原因，也有一个我们难以面对的真实原因，那就是我们太软弱，担心自己力量不够，担心表达了恨意，不仅没有被包容，反而被报复了，而且报复的人力量远远强过我们，我们立即就被摧毁了。
例如童年时，如果你或你的家庭，一直处于被欺负的状态，那么很可能软弱是一个主要因素。
同时，太担心被摧毁，这常常也不是现实性的，而是婴儿式的感知。婴儿既担心自己的摧毁力量是全能的，一伸展世界就会被毁灭，也会担心自己是彻底无助的，而别人的摧毁力量是碾压式的，自己轻易会被摧毁。
真正的现实是，成年人之间谁也不容易摧毁谁，而当别人感知到你是一个 “ 不好惹 ” 的人，你反而容易得到尊重，也容易收获好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合理地表达恨意，不仅仅是为了构建连接，同时也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就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吧。
——武志红《问答：做一个“不好惹”的人》
诸葛亮北伐之谜
（1）蜀道难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你可以从时代观念的角度重新想想三国历史上的两大著名公案：（1）蜀国的综合国力明显不如魏国，诸葛亮为什么多次兴兵北伐；（2）魏延提出用奇兵出子午谷偷袭魏国腹地，诸葛亮为什么不同意？
我们知道，一两场战争的胜负可以有以少胜多，可以靠奇谋妙计，但国与国之间胜败往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蜀国在后主刘禅的时代，国力明显不如魏国。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述吴国人张俨的《默记》，从地盘和人口来做比较，蜀国和魏国的国力大约是一比九的关系。所以在蜀国的方面来看，联吴抗曹是很必要的战略方针。以这样的国力差距，魏国之所以没能吞并蜀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蜀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就是李白在诗里说过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国凭借道路的险阻，正如吴国凭借长江天险，这才能够把魏国大军拒之门外。我们通观历史，就会发现蜀国占有的四川一带历来都是皇帝避难或者军阀割据的好地方。只要据有四川，就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无论敌人有多强大，都很难攻得进来。
蜀道难，对四川人和四川以外的人都一样难，所以蜀国虽然易守难攻，但要走出蜀道，对外用兵，自己也很吃力。我在讲《昭明文选》的时候讲过陆机的一篇《五等诸侯论》，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另外一篇名文《辩亡论》，内容是分析吴国从兴盛到灭亡的原因，其中提到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发兵去打孙权，军队虽然调动了很多，但打不出力道，这就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不但出蜀的山路很窄，水路也很窄，就算有百万雄兵，也只能排成很窄的队列慢慢行军。当时吴国的指挥官是陆机的祖父陆逊，陆逊把刘备的大军比作长蛇，蛇的身子太长，首尾没法呼应。
刘备的溃败原因，诸葛亮不会看不懂。后来诸葛亮亲自指挥北伐，对蜀道之难更有亲身感触。每出一次兵，不但行军不便，后勤供给更不方便。那么诸葛亮为什么非要以悬殊的国力，以利守不利攻的地形，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和魏国死磕呢？
传统上有一种很主流的解释，说正因为蜀国太弱小，所以才要不断进攻。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并不真的是要把仗打赢，这不现实，而是要用不断的进攻迫使魏国始终处于守势，这才可以确保蜀国的安全。否则的话，一旦让魏国采取攻势，以蜀国的国力很难防守得住。这个解释犯了很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都很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只在军事层面来考虑军事问题。
我们考虑问题常常陷入这种单一层面、单一角度的误区，今天最常见的是在经济领域里：为什么有些经济安排非要拧着经济规律来做，不是因为决策者真傻，而是因为事情的背后还有其他因素要大于经济因素。话说回来，如果仅仅从军事层面来看，诸葛亮的北伐无疑是很愚蠢的战略。蜀国明明利守不利攻，每采取一次攻势，对国力的耗损都远远大于魏国，之所以咬牙也要硬打，因为北伐首先打的是政治仗。
（2）征与战
刘备父子的蜀汉政权在四川并没有稳固的根基，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中兴汉朝”这面旗帜的正义性。如果关起门来过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那就意味着合法性的消解，意味着蜀汉皇帝无非是个割据军阀。
一旦合法性消解，内忧马上就会严峻起来，任何臣民都不再有效忠蜀汉政权的义务。而刘备占据四川，原本就是一件以小吞大、仓皇而成的事业，如何安定人心，如何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局面是三国当中最棘手的。刘备败死白帝城之后，恰恰又是主少国疑的状态，内忧其实远比外患来得迫切。
如何平息内忧，对外作战是最经典的办法，这个道理也是我多次讲过的“不是正面解决问题，而是升高一个层面来消解问题”。诸葛亮必须努力标榜蜀汉政权的正统性，这当然需要讨伐“汉贼”。打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了一个绝对充足的理由来使全国进入紧张状态，而只有在紧张状态里，才方便用非同常规的手段调配人手，重新部署人事结构。今天常常有人不理解一些大的公司机构为什么总要靠“搞运动”来突击解决某个问题，而不是在平时去认真执行那些已经很合理的规章制度，其实“搞运动”就是为了制造紧张状态，在这种紧张状态里可以“顺便”解决一些常规状态下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顺便”解决的问题反而才是重点。
在诸葛亮北伐的过程里，魏延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军事方案，他要诸葛亮带领主力部队照常进军，自己带领一支奇兵偷袭魏国腹地。诸葛亮否定了这个计划，这让魏延非常不满，嫌诸葛亮胆子太小，不敢冒险。魏延的这个计划让后来的很多军迷都很着迷，热衷于讨论它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有人觉得诸葛亮不是很好的军事人才，《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这么看，也有人觉得“诸葛一生唯谨慎”，性格谨慎的人不愿意做冒险的事。但我们还可以换到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军事问题：既然诸葛亮的北伐是在打政治仗，是在高调宣示蜀汉政权的正统性，那么任何形式的奇袭，哪怕成功的可能性再高，也是不应该的。
真命天子出兵讨伐叛乱分子，历来都有一套标准的作战流程，原则上是所谓“有征无战”。这个原则从周礼演变为儒家的意识形态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力。
欧阳修的诗里讲过“自古王者师，有征而无战”，自古以来传统就是这样。两个政权只有身份相等才有所谓“交战”，但天子只有一个，所以天子无论去打谁，都叫“征”，或者“伐”，而不叫“战”。“征伐”是天子的特权，是身份高的人去打身份低的人，正义的人去收拾邪恶的人。正义之师当然不该偷偷摸摸，而是要敲着锣，打着鼓，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去打敌人。如果偷袭，当然不能敲锣打鼓，而在“春秋大义”里边，不敲锣打鼓的行军叫做“侵”，“侵略”的“侵”。谁会做“侵”这种事呢？要么是不讲道义的人，要么是没文化的少数民族，即便在战场上打赢了，但在道义上绝对输了。如果诸葛亮用了魏延的计划，“王者之师”的光环也就自然褪色了，北伐战争就变成了两个军阀抢夺地盘的“交战”，而不再是从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上讨贼伐罪的“征伐”。
——熊逸《43.5 | 诸葛亮的北伐》
如何与不喜欢的人合作共事
在你的理解中，合作是什么样的？“双方同心协力、一开始就达成共识”，这种假设，在国际合作专家亚当·卡亨（Adam Kahane）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合作有两个定义，除了联手共事之外，也可以是与“敌人”协作，“有时为了促进工作进度，我们必须要与他人共事，其中包括我们不认同、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
亚当·卡亨在《与敌人合作》（Collaborating with the Enemy: How to Work with People You Don’t Agree with or Like or Trust）这本书里提出，与不认同、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维持合作关系的2大原则：
第一，就算会激烈的争执，也要把冲突点摊开来说。卡亨说，谈到合作，很多人往往会觉得应该在不争吵的情况下和谐共事，但实际中有时会是一个非常复杂、涉及到很多人利益的过程。卡亨认为，这时候既要吵，也要将事情谈妥。他建议，会议负责人要引导每个参会者表达看法，这样也许会导致激烈的争吵，但只要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每个人都能提出纠结的地方，针对自己在意的部分进行沟通，就会对后续的共事有所帮助。
第二，计划需要多次修正和调整才会愈加完善。人们对合作的另一个想像是，共同协商、拟订计划并去执行就好了。但实际上，计划要通过无数次的修正和调整，才能越来越完善。卡亨引用了组织理论学家卡尔‧韦克（Karl Weick）的观点：“人们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一定因为一开始就有好的计划，而是因为他们‘开始行动，并从中学习，最终得到具体有效的成果。’”卡亨建议，合作时，与其要把计划的细节讨论到尽善尽美才行动，不如在制定出目标后，通过多次行动来验证各自的想法是否行得通。
——李翔知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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