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些说的都是冷，可有没有什么最冷的时候?”亚明小声地问道。
“是啊，您说个最让您记得的事儿吧。”晓初也附和道。
“最冷，最冷……”门爷把一个花生仁扔到嘴里，一边嚼一边叨叨着，“最冷的一次，应该算是我去拿那三根条子那次了。”
“哦？这我们得好好听听，这是您指着发家的东西啊。”沈杰动容道。
“是啊。那时候已经是1981年底了，我们已经从村里回来了，家里那个小三合院自我们走了以后，就归了一家姓周的人了，他们一共四口人，老夫妻两人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在暖瓶厂工作。大儿子是工宣队的头，当年带头抄我们家的就是他。后来我们被赶到乡下去了，他们在北京的房子不怎么地，觉得我们不会再回来了，也就住了进来。我们走的时候连门都没让锁。我们回来以后，找这家人要这个三合院，让他们找房搬家。因为房契还在我们手里。那时候工宣队失了势，也不敢那么嚣张了，可他们就是不搬，说没地方去，最后我们商量着一宅分两院那么住着，我们住两间，他们住两间。就那么僵了得有三年多。我爸爸回城的时候身体就已经不行了，开始咳血。我们记得我们是三月份回来的，那时候他还是小口咳，到了当年的十月份换季的时候，就已经是大口咳血了。我们赶紧把他送到了天桥医院。当时医院里虽然有一些医生已经落实了政策，但大部分专家还在农村，尤其呼吸科，都是一群半大小子丫头，结果越治越重。后来机缘巧合，我们认识的一个人帮助我们联系了协合医院，就把老爷子送那儿了。协合还有几位老专家，我们就这么西城到东城地跑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后妈和姐姐在街道的缝纫组帮助人家做裙子边儿，我和我弟去火车站扛大包，收入比在农村多了不少。不过给老头治病也花了不少钱。我记得那会有种特效的止血针，从德国进口的，一针就要四十多块钱，我那会扛一个二百斤的大包才给五分钱。当时给我爸用了将近二十针吧。不管怎么说，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头再不死，我们也就没招了。”
“到了81年底，老头实在不行了，有一天上午，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我姐姐陪他，他专程让我姐把我从东直门火车站叫到医院。我当时有预感，就知道老头不好，可没想明白为什么只叫我不叫我弟弟。来到病房，看见老头气色特别好，也不咳嗽了，而且还能不用垫着枕头坐着。我知道可能是要回光反照了。赶紧凑上去。他让我姐出去。我爸爸那人话不多，而透着那么威严，在家里说一不二，我姐只好出去，从外面带上了门。”
“我记得我爸看着我，两眼放光，就像是一对灯泡一样，他冲着我说道:’大东啊，我这辈子没赶上好时候，不过我看你也许还能赶上，咱家里有点子存蓄，你把它取回来，搁在身边，将来发家就指着这个了。’
说句实话，”门爷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对我爸一直有点儿怕，总觉得这个人琢磨不透，他好像有一肚子心事，可永远不会对你说似的。所以那天听到这个，倒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大东啊，我跟你说，我们祖上留下了三根条子，我把它放在一个布包里了，布包就在我工作的那个矿面的一个矿井里。’他说得很慢，很清楚。我其实并不知道他说的条子是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你找个机会，把它们取回来卖了，估计能值点儿钱。不过，我不许你做买卖，你和你弟都太实诚，而且是村里长大的，算计不过城里人，你弟还是个少爷秧子，这点子钱搁他手里就扬了。’我当时有些吃惊，问我爸，‘你怎么看出来他是个少爷秧子啊？’‘还记得打豹子那事儿吗？’我爸问道。‘记得。’‘那两块钱你们俩人一人拿了一块，你后来怎么用那个钱了？’我爸问道。‘我存起来了，一年有二分钱的利息。’‘那他怎么用的？’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拿去买了个的确凉的假领子，怕我知道，放在邻居二楞家了。’‘哦?有这种事儿？’我觉得很惊讶，成天和我弟弟在一起，怎么竟然没注意到。‘您是怎么知道的。’‘你别管，就冲这一件事，咱家的家业就不能交给他。’我爸爸抓住我的手，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看着我。‘可矿井那么长，我怎么能找得到呢？’我问道，‘你不会找不到的，我把它……’他说到这里，突然间停了下来，身体慢慢地向下滑去。我赶紧扶着他，问他，‘把它怎么了？’他的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在说着什么，可我再也听不清了。”
“哦，合着你们老爷子最后没把这个准地方告诉您啊，那您怎么找呢？”晓初打断了门爷。
“听着啊。后来我们全家把老爷子火化了，骨灰放在了东郊殡仪馆。那时候家里可以说到了最穷的时候，我爸的火化费都是跟别人借的。我们当时和周家的关系越来越僵，准备把他们赶走，可是他们非说没地方去，要讹一笔钱才走。我们那时候真的没钱，结果三天两头吵得不可开交，这家人就是一家子青皮，天天往我们家门口泼尿，把我们家晒在门口的煤块都弄水给泡了，什么坏事都干。我们想还手，后妈人心善，不让我们这么做，弄得我心里烦极了。那阵子我天天梦见我爸，催着我去找那三根条子，我每次问他到底放在哪，他就会笑，然后我就醒了。”
“1981年12月27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礼拜六，我和我弟下午卸了一车黄土，完事是四点半钟，运土的车正好是从顺义来的，我就和他们商量跟着空车回去，我给我司机一盒战斗，那种烟两毛二一盒，也算是好烟了，结果他答应了。我告诉我弟晚上有人请我喝酒，先不回家了，然后偷偷地上了车。拉土的车没有车篷，我就坐在车后箱里，一路上大西北风灌着，我就穿着装卸工的工作服，内面有件我姐给我织的晴纶毛衣，到了地方，冻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那个司机还不错，看我下了车脸色煞白，把自己带的热水给我喝了两口，算是暖和了一点儿。他问我去哪，我也没敢说，其实我爸上工的矿进离我下车的地方至少还有五里地。等我走到了地方，天都已经黑透了，估计得有晚上八点多钟了。”
“到了我爸下井的井口，我有点傻眼了，井口处树着一个大牌子，上面用红色写着一个‘拆’字。我记得以前给我爸送过饭，记得那时候的井口完全是敞开的，一大群人就那么走进去，而当时我看到井口多了一个大门，门上还上着锁。‘完了，’我当时对自己说道，就觉得一天的累劲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不由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知坐了多久，一道手电光扫了过来，有人喊道：‘谁啊那是？’听着是个当地口音。我抬头一看，大门旁边有个小窝棚，门口站着一个人。我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一个熟人，是当年和我爸一起下井的一个人，岁数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依稀记得他姓黄，于是叫道，‘黄叔，是我。’那人也认出我来了，和我打着招呼，‘大东，你这黑灯瞎火的到这儿干嘛来了？’我当时脑子飞快地转着，我觉得这一辈子都没这么聪明过。我一下子跪了下去，拿脑门一个劲地磕头。我当时一边磕，眼泪一边流，我真不觉得自己在演戏，也许是冻的，也许是真动了心姓黄的被我的举动弄愣住了，’怎么着，小子，出什么事儿了。’伸手过来扶我。‘黄叔，我爸走了。’”门爷看了一眼沈杰，解释道，“按照北京的老礼，这叫‘孝子头，满街流。’家里老人没了，见了自己父亲的同事朋友，得磕头，这里有两套意思，一是感谢父母的抚养之恩，二是如果父母生前得罪过别人，做儿女的要替父母谢罪。北京郊区也有这样的礼数。”
“哦，明白了。”沈杰点了点头。
“那个姓黄的把我搀起来，问了几句场面话，像是什么时候没的，什么时候发的丧，埋在哪之类的话，然后装模作样地叹息了几声，说我爸爸是个好人之类的话，然后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咬了咬牙，心里念叨着，‘爸爸，如果您天上有灵，就让我说的这个谎把能把他蒙过去。’然后说道:’是这样，我爸爸临走之前，一直念叨着顺义，说自己半辈子都扔在这里，死后要把一部分骨灰也撒在这儿，特别是要撒在矿井里头，说是这样是给后辈儿孙积福的。’我看到姓黄的眼珠子转了一下，说道:‘这是孩子你的一份孝心啊，可是这个井已经废了，下个月就要爆破拆除了，眼下虽然还没填药，可里面打的都是炮眼，挺危险的。’我又跪了下来，说道：‘黄叔，我就进去一会儿，爸爸说的话，儿子不能不办啊，您就成全成全我吧。’姓黄的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转身开了大门，顺手把手电递给了我:’里面道不平，快进快出，要不然出了事我也要担责任。’我接过手电，迅速地跑了进去。”
“别说，这个黄叔还真够朋友。”沈杰赞了一声。
“沈爷，您还是年轻啊，人心隔肚皮这个话您还是不懂啊。”门爷叹息了一声，“我一口气跑了进去。这话不是吹的，别看我不是矿工，对井洞并不陌生，顺义山里有很多山洞，我们从十几岁就在里面钻来钻去，这个洞虽然没进来过，但倒也并不害怕。我一边走一边用手电四下照着，果然墙上和地面上都被用风镐挖了很多斜洞，看来是用来填雷管的。脚边上是两条铁轨，歪歪扭扭地向远方延伸开去，看不到尽头我估计我爸不会把东西藏得那么浅，所以就一直向里走去。走了大概有四五百米，觉得坡度越来越大，井筒也变得越来越窄，到了最后，我只能弯着腰才能向前继续，我心里越得越来越恐惧，这么大的矿井，我爸到底把金条藏在哪了呢？我弯着腰一直走，终于面前来到了一个分叉的地方，五条不同的岔道黑蒙蒙地伸向远方。‘必须要在这里确定一个方位，否则我永远也找不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说道，用手电照着四周黑漆漆的煤层，试图找到一些线索，但那些煤层看起来完全一样，就那么黑洞洞地，沉默地挂在头顶，像是随时都会落下来，砸在我的头上。‘爸爸，你到底把那东西藏在哪了？’我心里不住地喊着。就在这时，我的手无意摸在了一根木柱上，我不由得在那粗糙的表皮上不停地搓着，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在矿井中，撑柱保障着不会塌方，因此谁也不会打这些东西的主意。我仔细地用手电上下照着周围的几根木柱，一些纹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乍看起来，这些东西就像是树干上的裂纹，但仔细看来，那确实不是裂纹，每条裂纹都是褐色的，上面布满了曲曲弯弯的线条。我深吸了一口气，凑上去看。那些裂纹竟然是满文！”
“啊，怎么会这样?”晓初惊叹道。
“是，就是这样。我突然间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他在每一根木柱上都写了字，只要我认识满文，就不会找不到，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觉得惭愧极了，爸爸从回城那一天，就开始每天在工作以后，教我写一些满文，但我对这些虫子一样的文字毫无兴趣，常常说，我连中国字都认不全呢，学这个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十几个嘴巴。但我知道后悔是没有用的，我只能尽力地回忆着自己记得的东西。好在我发现，其实爸爸写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数字。估计早就猜到我不会认真学习，所以只能写这么简单的东西。数字是倒数的，我不知道自己错过站在了第67棵木桩旁边。我顺着在五个巷道一一找去，很快就发现了，只有中间一条巷道的木桩上有数字，而且继续着倒数，当我看到一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门爷用手沾着杯子里的酒，慢慢地把一个大大满文“一”字写在了桌子上，在我眼中，看起来真的像一条蜷曲在一起的虫子。
“一的旁边写了另一个字，我想了半天，记得是“上面”的意思。我看了看这根木柱，非常之粗。我伸手去摸，刚刚可以摸到顶端。我伸手上去，发现这根木柱上面竟然没有挨上壁顶，中间有一个大约十厘米的空间，我伸手进去，手指尖触到了某种类似棉布的东西。我伸长了手，费力地把那个东西从柱子上扯了下来。那块布我太熟悉了，就是我妈妈临死之前穿的那件旧线衣，我爸爸竟然没把这件东西和妈妈一起埋进棺材里，而是用来包了我家的传家之宝，也许他也相信妈妈的灵魂会保佑这些东西的平安吧。我拿着这个包裹，在手里很重，我不禁想像着爸爸是如何把这么一个东西带进巷道，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到柱子上去的。看了很久，我打开了线衣，里面躺着三根金条，在电筒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芒。我想了想，脱下了自己的衬衣，把下襟撕了下来，分成两条，把两根金条贴身绑在了左右两侧小腿上，另一根则放在了裤裆里。我把衣服整理好，感觉到三根金条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尤其是裤裆里那根，让我觉得每次喘气都是凉的。我回到比较宽阔的地方，来回走了几次，觉得渐渐地金条在身上变得暖和了起来，就像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我深吸了一口气，向洞外走去。”
“后来呢？”我不由得脱口而出，小彭也关注地看着门爷。
“我刚刚走出洞口，一根细细的绳子就勒住了我的脖子，我尽力地挣扎着，把一个手指头插到了绳子套里面，我听到后面的人在喘息着，感觉到他转过身去，想用后背的力量把我勒死。我知道这在当地叫‘套白狼’，被勒住了脖子必死无疑，我拼命地用另一只手推住他的腰，同时觉得我在绳套里的手指快被勒断了。他在我后面小声地嘀咕着：‘就是知道你小子不是什么孝子，拿了什么都给我留下吧。’我咬着牙一声不吭，知道这时只要一说话，气一泄就算交代了。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我感觉绳子越来越深地嵌到我的脖子里，喘气越来越困难，下面感觉控制不住，似乎马上就要尿出来了一样。我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就这样完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背后的人突然没有站住，脚下一个踉跄，绳子稍微松了一下，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抬起双脚，把腿弯了起来，这样整个重心就坐在了他的腰上。”门爷站起来比划了一下，他肥胖的身体做这个动作显得格外吃力。
“虽然我那时没有现在胖，但这么一坐也够小子受的，他一下子彻底摔倒了，我狠狠地摔在了他身上。他的手被压在了身下，饶是这样，他的手也没松开绳套，但我有机会在他身上就这么一下一下地用胳膊肘砸着他的肋骨，用后脑勺撞他的后脑勺，这样他的鼻子就会重重的撞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他的手松开了，我把绳套从脖子上拉下来，压在他身上足足喘了五分钟气，我发现那是根电线，上面已经流满了我的血，粘在我的双手上。我站起来，看着那个姓黄的，他俯卧在地，一动不动，脚边上扔着那只手电筒，我明白他刚才勒我脖子的时候，我把手电筒掉在了地上，他一脚踩了上去，滑倒了。我至今都相信，在那一刻，我的爸爸帮了我一把。我站在那里，觉得浑身都湿透了，冷风吹过，从里一直凉到外头。我扒了他的大衣，穿在身上，上面还带着他的体温，然后飞快地向回北京的方向逃去。”
“那一夜我跑了足有十几里路，到了后半夜才搭上了一辆车，上车的时候，我才发现脖子上的血把衣领都浸透了。司机是个好人，而且是内行，一看就知道我是遇到套白狼的了。问我去不去医院，我说不用。就是饿，这时我才发现刚才自己和姓黄的搏斗时口袋里的钱都掉出去了，司机把车开进了市里，在一个路边摊请我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两个油条和一个烧饼，一共两毛钱，我觉得那是这辈子最暖和的一顿饭了。”
这段惊心动魂地搏斗让大家听得都入了神了，我冷眼看到亚明和张迪菲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晓初手里拿着酒杯，忘了往往嘴边上去送，沈杰的筷子一直按自己的调料碗里，都没有提起来。直到门爷说到了最后，大家才回过神来，沈杰率先问道，
“后来呢？那个姓黄的死了吗？”
“我不知道，没有人找过我，估计应该只是被撞晕了，醒了以后不敢报案吧。”沈杰长出一口气，说道：“九死一生啊，门爷是条汉子，您今天的大福大贵都是应得的，正所谓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大家也纷纷点头。
“我当年也这么想过来着，其实后来看也没这么神。大家知道我用这三根条子换的钱实际上并不多。又总是想着我爸临死的话，什么买卖也不敢做。可是钱是放不住的，尤其是八十年代初，通胀挺厉害，银行里的那点儿利息连个屁都算不上。我当时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中央要做什么，你跟着做准错不了。报纸上天天闹开放，我们天桥这一带眼见着外国人越来越多，有旅游的，有学生，也有穿西装开好车的，估计是做买卖的。我就估摸着，这么多外国人都到北京来，他们住哪呢。政府一定得给他们盖房子，所以这里的地皮应该会值钱。于是我就给我那个姓周的五百块钱，把他们打发走了。又把周围的两个小四合院都买了下来。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意识，都觉得四合院又破又冷，冬天没暖气，方便没厕所，都恨不得住个楼房，所以一听有人傻到买这个破房子，都乐得什么是的，给个价就出了手。不过就算是那样，我也欠了外面两千多块钱的账。一个月靠着房租还有自己挣的那点儿苦大力钱还着。那时我后妈还在，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卖金子的事情，整天价挤兑我，说我的脑袋让门挤了，有钱不住楼房，还买这个破房子住，一个劲地抱怨关节疼，说住这个破房受不了。其实我说过，那个房到冬天并不冷，她就是看着邻居都搬进有上下水的大高楼眼热。到最后我不得已给她和姐姐租了个楼房里的两居室，这才算消停。我自己就一直住在那个小院，一直住到这个三套房到九十年代出了手才算完。要说我有点什么本事，我觉得就从我爸那儿学了一个字儿。”
“哪个字儿？”沈杰问道，“我得好好向你讨教。”
“熬。您想想他，这一辈子，就守着那三根条子，都病成那样了，楞是忍到了最后一刻才吐了口。要换别人早就吃了花了或者用来治病了。别人受不了了，你熬住了，这个世界早晚是你的。”门爷轻轻说道，“不过熬这个字可不容易啊，多大的事情自己都要扛着，没人帮得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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