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西作品
最后的地主
在斗地主的年月，参加了无数场批斗会，但时至今我只记得一个地主。
他叫自福，跟我们是一个村，跟我爷爷是一辈，我见他的面叫他自福爷。其实，他的那顶地主帽子并不是靠他自己奋斗来的，而是他的爷爷留给他的。
自福爷虽跟我一个姓，但我们并无瓜葛，他家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没考究过，我家与他家的辈分怎么排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也许爷爷的爷爷初来乍到，小门小户，为沾别人光便有意跟了早在这里的大户人家排了辈分。因是为了顺人家的眉目，我们家族的辈分，在九沟十八岔的上下塬我们这一姓中一直是最低的，直到现在我回家探亲，抬头见个人，不叫爷就得叫人家太爷，有的人辈分高的我都不知怎么叫了。见了这样辈分的人我的嘴就成了木头做的，那人也不见怪，就说，爷爷孙子两弟兄，没法叫了就叫老哥，咱们从头重排。随之一笑而过。
自福爷的爷爷我就没法叫了，按我们那儿的叫法应叫八十太爷，字典里没这个叫法，这是只属于我这一辈的叫法。
自福爷的爷爷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纵队司令，管着陇东等一大片儿地方。官大权大钱也多，有权有钱就有了势，不用动一锄头，连逼迫霸占带买，置办了千亩多地。他这千亩多地跟我们家的地虽说都是地，可差别大了，我们家的地每把土里都可闻到我们先人的汗味，可他地多不愁种，他家的人连地头都不去，雇佣了近百个长短工如牛如驴样在地里耕种收获，一家人连一滴汗都不流但年年粮满仓面满缸牛羊满山沟坡。
说他们是地主，可他们与地不沾一点边，只坐享其成。说他们不是地主，可他们却主宰着千亩多地的耕种收获，完全符合土改时所定的地主成分的一切特征。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自福爷自然不用自强不息地奋斗就有一个辉煌的前程，正如我他的名字，自带福。他从生下便不愁吃不愁穿，只一门心思读圣贤书，手不沾土鞋不沾泥，一直读到省城兰州的一个大学，是我们村第一个上过高等学府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弟。
解放前夕，自福爷的爷爷自知前途不妙，回家看了一眼匆匆走了，跟着老蒋一直走到了台湾，再没回来。
当解放的枪声从这道塬到那道塬彻响时，自福爷的父亲自知自己有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大官的父亲，自知面对共产党的“共产”革命，等待他的不会是什么好果子，可能是枪子儿或刀子，他怕死无全尸，或死在外面成孤魂野鬼，一个人偷偷在自家一块偏僻的地里挖了一个墓穴样的深坑，然后用一根麻绳在自己脖子上一套，吊在了这个墓穴头顶一颗歪脖枣树上。
等人发现时，他已死硬了，如一付废弃了的犁。从不握镢把的他，为给自己挖这个墓穴，手上打了几个水泡，此时仍圆鼓鼓的，如一个个冰结的泪珠。人们将他从树上放下时，见他已在树下已给自己挖好了墓穴，便明了了他的心意，不再张扬，悄无声息地将他埋进了那个墓穴，然后用土填平，连个坟头都没留，只有哪棵歪脖树知道他的去处，一个怪样墓碑立在那里。
他用自残的办法躲过了一劫，可他家的独苗，那个与土地并不熟悉，或者说与土地没有多大关系的自福爷，在土改中戴了一个高高的地主帽子，在文革中，又因他有个国民党的祖宗，头上又戴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说实在话，让他代家人戴个地主的帽子委屈了他也有些作践那些地，当时村里的不少人也这样认为。可他家是我们上下塬有土地和长短工最多的人，地主这顶帽子他不戴谁戴？自福爷也曾找人民公社讲公理，说这些地是他爷置办下的，与他没任何关系，他甚至不知道哪些地是他家的，那些长工短工多一半人的名字他都叫不上，并仗着读过十几年书肚子装有几瓶墨水，大了胆子强硬地对公社的公家人讲，你非要把这顶帽子扣到我家头上，你就想办法送过海峡送到台湾送给“蒋该死”让他给我爷戴上。
公社的那些公家人虽斗争经验不丰富，但土生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他们用一句土话把自福爷的一大堆理轻轻一拨就拨倒了。
父债子还，这个道理你懂不懂，你是那地主反动派的孝子贤孙知道不知道；你爷跑了你爸死了你怎么没把你的姓改了。既然你姓这个姓，这个帽子非你莫属。你说你与这些地没关系，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你对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不了解，缺乏在这广阔天地的锻炼，你缺了课，需要好好补、好好改造，只有亲身体会了劳苦大众的苦，你才会明白你那地主爷爷父亲的残苦剥削多么不得人心。
自福爷被驳得无话可说，身不由己地认下了那顶地主帽子。可这顶帽子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顶纸糊的帽子，纸糊的帽子只是个形式一种标识，真正让他感到不堪重负的是地主这个身份，常常让他魂惊梦惧。
除了公社、大队及生产队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之外，更不堪忍受的是人们对他及家人的鄙视和戏弄。
刚被定为地主不久的一天天刚朦朦亮，自福爷即起了床拿了把镰刀跟着队里的人去上工割麦，刚走到地头被一个人拦了下来。自福爷认识那人，那人是生产队的一个民兵。民兵见他如见了“刮民党”，一声断喝，站住，你要干什么？自福爷被这一声炸呵惊得当下停住了匆匆忙忙的脚步，忐忑不安地回答，上工，割麦子啊。不对吧，看你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又想搞什么破坏？
从没搞过什么破坏的自福爷觉得心理亏得慌，又不好争辩，一块标语牌样傻站在地头。民兵说，你就站在那地坎上，看看翻了身的劳动人民是多么热爱劳动，是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自福爷这个顶替的地主，这个与土地没有多少感情的地主子孙，本想洗心革面与劳动人民一起战天斗地，用辛勤的劳动换取丰收的果实，重新做一次人，可人家不让他参加这热火朝天的劳动，人家害怕他趁机破坏贫下中农的劳动成果。
这个没了地的地主如今又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力，剥夺了劳动权力就等于剥夺了他想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机会，没有了改造的机会就只能当个地主了，只能被大会小会当着靶子，当着反面教材被批被斗，永远没有挺直腰身做人的机会了。
他找到大队的干部积极要求劳动改造的权利和机会。这事让大队干部很头痛，大队干部是本乡本土的人，对他也了解，知道这顶地主帽子戴他头上有些委屈他，无耐他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地主，名声在外，不好将他放任于普通老百姓之列。况且，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他嘴上这样说，心里想得啥。让他割麦，他会不会把麦穗割的扔到地里留下一捆麦草；让他喂牛羊他会不会给牛喂土喂石头，影响牛的战斗力影响羊长膘；他会不会跟羊羔抢着吃羊奶，养肥了自己饿瘦了革命的小绵羊；让他给劳动人民送水送饭，他会不会偷偷往饭菜和水里投毒，借机报复？
大队干部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一件事适合他，这当儿，有人说，山庄小学正愁没人给娃娃代课，这自福毕业于高等学府，是咱们公社识字最多的，就让他教娃娃们念书去吧。
大队干部说，这也不行，他要是给娃娃们传授他的反动思想咋办，这样的话影响就更大更深远。那人说，给他一个规定，除了书上的字、话，不让他多说一句，另派一个识字的民兵坐在教室监督着。
大队干部挠了挠头想了想，觉得可以，遂说，为给娃娃们找个代课老师都把我愁死了，这地荒是一季，可娃娃的学业要是荒了，可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事，况且自福这个人我们还算了解，本质还算……他本来想说这个人本质还不坏，可他立马打住了，他认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长期的运动和斗争经验使他立刻悬崖勒马，不由四下望了望，生怕别人拣了他的话把子作为日后运动他的呈堂证供。经常运动别人斗争别人的他也害怕运动斗争。世事难料，说不定为着一句什么话，自己就会由运动者斗争者成为被运动者被斗争者，这两个字词让人人心惊肉跳。
就这样自福爷成了一名教师，但与人民与光荣不沾边，他是一名被人监视着给学生上课的老师。
我上学时，文化大革命正开展得轰轰烈烈，自福爷因为海外的那层关系，头上又多了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时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有时一天好几场，自福爷作为最大的地主、一个现行反革命不能不到场，他的缺席就意为着运动、斗争缺乏对象和针对性。因此，只要开会，就会有几个民兵冲进学堂一麻绳将他捆成个鸡勾勾，捆到会场当台柱子，任人拉着满街游行、批斗。每次他头上都比别人多一个帽子，一个摞在一个上面扣在他头上，一个帽子上写着大地主，一个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两个帽子往一块儿一摞，不细看还以为他只戴了一个帽子。明眼人比较多，认为这样这个反动典型就不够典型了。
可一个头不能戴两个高帽子。于是有人想了办法，在两个帽子上都写了大地主和现行反革命，这样，无论哪个帽子戴在上面，都不会少了他一项罪行。被运动了几次，有人又觉得这个帽子不明显，便亲手做了两个小白旗，一个上面写大地主，一个上面写现行反革命，一左一右插在摞在一起的两个纸糊的高帽子顶上，特别醒目。
一次游街中白旗被拥挤的人给挤掉了，为了下一次开会运动时不麻烦公社的人，自福爷当晚回家后自己动手做了两面白旗，自己亲手在那两面白旗上公公正正写了大地主、现行反革命几个字，已很长时间没握过笔的自福爷把那几个字写得很认真。接下来的批斗会上，好多人再不好奇他帽子上那两面白旗的古怪样子，反而为那几个很见功力的毛笔字所吸引，纷纷打问是谁写的，说，怎么没发现我们公社还有这样的才子深藏不露。打听来打听去，没人知道是谁写的，自福爷也听到了人们的议论，想说这字是他写的，可话到嘴边又被他一口咬死了。他知道不能说，就是说了，谁会相信他一个地主、一个现行反革命怎么会有这能耐。
我是见过几次自福爷被运动的场面。那时，他已不代课了，他没时间代课，他几乎每天都会被运动批斗一次，公社的、大队的、生产队的、学校的，大会小会不断，一次就得三四个小时，在我们那儿上点年纪人的印象中，自福爷是逢会必到，被人们戏称为会议的台柱子。记得林彪出事不几天，全公社开大会，社员群众和中小学生全部参加，那时我们就是个三四年级，从我们家到公社的七八里路走得我脚疼腿疼，一到会场便一屁股坐在地下。刚坐下但见几个身穿绿军装、胳膊上箍着红袖标的民兵提着几个戴着纸糊高帽子的人跌跌绊绊从我的身旁小跑着冲向会场主席台，其中一个人被人从两边架着胳膊，脚尖和膝盖着地被拖着上了主席台。他们一路跑过，激起了一股股令人窒息的尘土。
会议足足开了四个小时，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个个唾沫四溅，口诛笔伐林彪集团的阴谋时不忘站在台上、被麻绳捆着头被民兵们压到了裤裆的地主反动派们。那时我小，把运动当胡闹，甚至当戏一样看，就忍听秦腔，经常只听个音，唱词一概不往心里走。那些发言的人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对站在主席台前被批的那些地主反动派们感兴趣。他们每个人帽子上都标明着他们的身份和姓名，是地主就写了地主，是现行反革命就写了现行反革命。由于他们一个个被扭压的面朝裤裆头朝地屁股朝天，那一个个高帽子的顶也就朝了地，上面的字也一个个头朝下。
起初，我因看不清他们谁是谁又是什么身份，觉得字倒着，从上往下念是什么：主地大、命革反行现，不明白意思，遂学着他们的样子，也勾了头伸着脖子斜着眼由下往上念，总算是看懂了。由于那天被批斗的地主很多，主席台前站了长长一溜，我看了头几个人就觉得看着扭得脖子疼，便挤到前面，低了头从裤裆里往过看，总算把每个人的身份和名字看清了。看着看着，把他们的名字和身份看顺了，而台上台下的其他人在我的眼里都倒着，看上去一个个面目变了形。
于是我又挺直了腰，转身的同时，我的兴趣跟着转了方向，这些人都长什么样子，面目是狰狞的、令人厌恶的，还是横着眉脸上带着刀疤的，是年轻还是年老，一概看不清，他们的脸面隐藏在裤裆里，隐藏在一个个纸帽子里。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真想上去摘掉他们的帽子，搬起他们“嘴脸”认真看上一眼，可我只能想想而已，只定定地站在他们的前面定定看着他们雕塑样倒立在那里。
那天，晴空万里，连巴掌大的一片云都没有，太阳高悬在蓝色衣衫一样的高空，一只灼人的火眼金睛。我抬起头，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与太阳对视了一下，然后就想，林彪真是个瓜子，天上有这么明亮的个眼睛盯着，怎么就会从天上跑呢，不被发现才怪呢。接着想，台上这些地富反坏右们还真聪明，多亏没跟那个傻瓜一起跑，如果跟着跑了现在一定是一块肉泥了。又想，这些地富反坏右他们是属于土地，曾经的土地主人现在的罪人，他们只属于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怎么会上天呢？再说，林彪是谁，他们是谁，身份差十万八千里，他们想跟人家结伙造反，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他们。由此我推断，林彪这事与他们没关系，他们一不认识林彪，二不是林彪一伙的，那么批林彪捎带着他们干什么，这不是分散会议主题吗？以我当时的小脑子把头想破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那天，天真热，热得我汗流浃背，连裤裆都粘糊糊的。再看台上的那些戴高帽子者，个个腿肚子打哆嗦，一个个高帽子如一个个洒水壶，汗水如洒水样从帽子的顶端洒向地面，每个人面前的地湿了一片，有的面前还积了个小水潭，明晃晃的，巴掌大的小镜子样，在阳光的反射下直晃眼睛。有人站不住昏倒了，身边的民兵朝屁股踢一脚，提小鸡样又提了起来。
直到会议结束，我终是没看到一个被批者的真实面目。原想等批斗会结束后他们松了绑摘了帽子必能看个一清二楚，谁知他们被松了绑摘了帽子后，个个就像被运动被批斗被那根细麻绳给定了型，保持着面朝裤裆的形状被家人架着回了家，一付脸面也没看上，这成了我人生的一大遗憾。
自福爷也不例外，我也没看到他当时的模样，我从他帽子上的两面白旗知道，那天他也在场，他是台柱子，他不在那会就可能倒台，没多大意思进行下去。好在那天的主角是林彪而不是他，后来他说，那天他是被运动得最重的一次。
自福爷曾对我说，最让他遗憾的是毛主席的追悼会没让他参加。他说，虽然他对毛主席有许多的不满和意见，但他对毛主席的敬重有如对老天爷有增无减。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从广播匣子传出的那一刻，我们九沟十八岔的那些跟土豆一样普通的乡亲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愿相信这道消息是真的，在他们心中，他们喊过千万遍“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了，毛主席就该是那“万寿无疆”之人、之神、之圣，他老人家怎么会去世呢？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广播匣子沉重而反复的播送中，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毛主席去了。
一时间，人们不由得时不时抬头望望天，仿佛没了毛主席这位只手擎天的人，天会随时掉下来砸了头。但过了几天，天依然高悬在头顶，没有塌下来，于是大家便猜想说，毛主席舍不得他的天下和天下的人民，人虽去了，但他的魂魄依然顶天立地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天地间。毛主席的去世，使他神的光芒减弱了不少。大家知道，神是不会死的。毛主席在去世后，在百姓的心中，一点点回归到了人的位置，若自家的某位亲戚。
他的去世举国悲痛，神州哭泣。其实，比百姓哭得更深情的是老天爷，大江南北的天，长城内外的天，三山五岳的天皆泪流满面，有的甚至是嚎啕大哭，那一阵阵的惊雷、炸雷、滚雷就是一些人的嚎啕。在全国悼念毛老人家的那些日子，天始终就没晴过，总是泪雨涟涟，泪浸透了大好河山的衣衫。
那时我刚上初中，见家人哭老师哭村里人哭路人哭，听到广播里的人哭，便没来由地忍不住跟着哭，哭得很稀慌，上学时丢了一个馍馍饿得肚子反酸水的那种稀慌。
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那天，全村男女老少，走不动的被扶着抬着有的用架子车拉着，不会走路的就抱着背着，然后齐聚大队部的那个院子，像是为自己老人送葬一样。
不能去的只有牛羊猪鸡狗等家畜，及头上有类似于反革命分子、地主等帽子者，那时，这些头上戴有各种名目帽子者与家畜是一个阶级，它们没有资格参加这样庄重、肃穆的活动。
不能参加活动，但大队干部也没让它们闲着，便让他们分头赶着各村的羊到山里去放牧。
平时，当各村的人们在各自的田里、路上、庄院时，满眼的人满耳的欢笑使九沟十八岔的每个沟岔都显得十分生动，充满勃勃生机。可这天，当人们如一个个铁钉样被一块巨大的磁铁吸聚在一起，当山野村落缺少人的影子人的声音时，山野一下子显得十分的空荡、孤寂，让人觉着有肠肚、心肺被掏空还要将魂魄吸干榨尽的感觉。这是九沟十八岔自有人烟以来，不曾有过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心里恐慌。
这恐慌只有放着羊命却不如羊的那几个头戴高帽者感觉到了。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是自福爷，他被这种感觉吓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真想撒腿跑回家，用被子里的棉絮将眼睛耳朵蒙起来或塞住。
可一只只羊如一个个钉子，将他拴在了那空旷的山里。
最后实在耐不住这空寂的折磨，自福爷便放开嗓子唱了几句“乱团”。“乱团”是我们九沟十八岔的方言，意指胡乱吼，他吼了没两声，他的“乱团”被一阵劲风吹送到了大队部，吹进了极为肃静的毛主席追悼会现场。那天参加追悼会的人有八千，除了耳背的连打铁声都听不到的人没听到他的“乱团”，其他人都听到了，听到的人，尤其是那些大人们，那些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们，立马在心里给他的这种行为定了性：毛主席去世了，人人都悲痛地哭，他倒高兴地唱起来了。改不了吃屎的狗，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没有人命令或指示，几个阶级“觉悟”平时就比较高的民兵箭一样从会场飞奔而出，顺着那“乱团”的余音追了去，全场的目光也如系在那几个民兵身上，被扯得长长的。被扯长的还有人们的脖子以及追悼会，因他的这几句“乱团”骚扰，追悼会停下了脚步。
追悼会跟着全国节奏再次进行是在自福爷被几个民兵架飞机样驾到现场，屠宰时捆绑牛羊样，用一根粗糙的麻绳五花大绑在一棵树上再不理。所有人收回了目光，收回了心事，全身心放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
追悼会结束后，人们如学生完成了高考，放下了心中的石头，被饥饿驱赶着，被家里的事村里的事田里的事鸡的事猪狗的事牵扯着四散而去，没有脱离人民群众本质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以及民兵们也跟着四散而去。
散不了走不成的自福爷还与树被捆在一起，如一个巨大的树瘤，不走近细看，很难看出区别。
追到会虽然结束，可天依然哭得收不住，又整整哭了一夜，自福就在这老天爷的泪水中浸泡洗涤了一夜。他的骨头被泡软了，如没有骨头的一滩泥样瘫在地上；他的皮肤被洗涤的雪白，没有一点血色，他甚至怀疑自己的血也被这泪水、这雨水洗成了白色。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自福爷摘掉了戴了多年的两顶帽子，也挺直了腰杆，并被请进校园给我们当了老师。这时我们才发现，自福爷原来还是一位英俊标致的帅哥，有玉树临风之气度，引得谁见谁唏嘘不已。
前不久回家，在一片荒草连天的地头碰巧遇到了自福爷，他满含忧郁地对我说，现在年轻人都进城了，地都撂荒了，可惜啊。我说，你现在吃国家粮食，咱们村没一分地是你的，你可惜什么呀？
自福爷突然声音提高了八度，有点近乎声嘶力歇似地说，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当啊，难道就这样破败了？
面对这个曾经的地主，现九沟十八岔最后的一位地主的质疑，在城市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注定后半生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的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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