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那就是历史上神乎其神地给“主公”出主意的人们，他们如果撇开“主公”单干会怎么样？比如张良，比如李勣，比如刘伯温，比如......
自古以来，“主公”与谋臣的关系都是很微妙的。作为一名谋臣，他在庙堂上的表现既不能太靠后——靠后会有消极怠工之问责；也不能太靠前——靠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隙。所以，著《中庸》者是伟大的，因为他到底给惶惶终日的谋臣们指出了一条执两而用中的生存之道。
另外，在读史书的时候我发现，谋臣们在追求“敌国破”的人生理想之外也似乎还有其他一些想法；比如居然希望自己多活一些年头，好多看看自己协助创立的这个国家，尽管这一想法与“主公”的想法未必一致。于是，谋臣们在“敌国破”的人生理想实现以后，又不得不为避免“谋臣亡”的生存理想而努力。当然，我们大部分的谋臣的运气不会差到需要面对此种艰难处境，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范蠡就需远走高飞来回避人生的至暗时刻；萧何用自污名声的办法来躲避预见到的灾祸，《卖柑者言》的作者刘基就没有像他们那样大惊小怪，刘基选择了默默等待，直到并不意外地收到一份御赐美味蒸鹅的那一刻为止。与切切嘈嘈乱成一锅粥的谋臣们相比，一年四季都摇着鹅毛大扇子的诸葛亮可谓独树一帜，鹤立鸡群。
诸葛亮有幸在“先主”及其两个义弟构成的权利中心土崩瓦解以后顺理成章地成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意义上的接班人。这使得他不但有效规避了与“主公”之间各种龃龉，也为我们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好像是唯一一个验证的机会。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走向却让我们大跌眼镜，我们也由此懂得：出主意的就是出主意的，干事的就是干事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与村街闾巷一窝子下象棋的人有点类似，站在旁边支招的出的都是好主意，没准让他自己坐到马扎上跟人对局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白帝托孤时的刘备的内心是败退的，是收缩的。夷陵惨败，开始把他彻底打懵了，后来他便从一地鸡毛的昏沉与颓败中，开始了哲学家的思考，也终于从浮花掠影般的世事烦扰中，领悟了这世界的真相与本质；然而，这领悟来得太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此时的刘备更多想到的绝不是什么统一霸业，而是自己家人特别是三个儿子的安危。弥留之际的刘备向诸葛亮抛出“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的嘱托，实际上是当着文武群臣的面向诸葛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奔忙一生打下的江山都可以让给你，这个礼物不可谓不大吧，我用这份大礼换取我子孙的生命安全可否......”
诸葛亮当然早就看出刘关张三人的致命错误。他们陶醉于稳定与强大的假象，任性而为，将个人的好恶凌驾于大是大非之上，凌驾于数十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之上。诸葛亮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却不能有任何作为，或者也不想有任何作为，只是眼睁睁看着那把兄弟三人最终被他们自己的错误所吞没。
于是，一个时代落幕了，终于轮到他诸葛亮走上前台，一试身手了！
（未完待续）
笑逐流觞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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