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西安人氏,今年36岁,姓任,名四理,现在就职于西安火车站第二检票口。 从就职到现在,我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放任何一个没有票的人进站!这也是作为一个检票员的职责所在。大家也因此给我取了一个外号――认死理,和我的名字一个样!
今儿正好是我当职,我剪完面前排着队的人手中的票,正想坐下歇会儿,远远地迎面跑来一个中年人,我又匆忙地从还没坐热屁股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心里老大不高兴了!只见那个中年人头发已经花白,大约50岁,满是细密汗珠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左手抱着灰色呢大衣,右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黑色公文包,急匆匆地向我这个检票口飞奔了过来。
中年人跑到我面前,双手撑着铁栅栏,汗如雨下,还没喘息停,兀自操着一口陕西口音的普通话开口说了起来:“哎妈,可累死我了……呼,呼……同志……跟你商量个事……事儿……呼,呼……我,我时间不够,还没买到票……呼,呼……能,能不能让我先上车……呼,呼……我马上还要给学生上课……呼,呼……通,通融一下嘛……”。
提什么要求不好,非提违背我原则的要求!我冷眼看着中年人,慢慢地﹑无情地挤出两个字:“不!行!”我看着中年人身后剩余的寥寥几人,不耐烦地开中年人,招招手:“下一个!下一个!”
等到所有的人都从检票口鱼贯而入后,我又重新转向那个中年人。他失望地看着我,目光中满是哀求:“真的不,不行吗?”我再次板起面孔用冷冰冰的,毫无温度的语调再次强调:“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同志,我就是公认的‘认死理’,您还是请回吧!”
中年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在公文包里掏了又掏,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元钱和一个黑色的﹑印有烫金“工作证”字样的小本子,郑重地把它们递到我的手里,又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欣喜地看着我:“你看啊,同志,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押在这儿了,我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上车一定会补票的,这下你应该相信我了吧!”说罢,恳求地看了我一眼。
我一惊,工作十几年了,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为了上车补票这么执着的人。我,这个外号“认死理”的人竟犹豫了。
哼!你以为这样就足以让我放你过来了吗?我瞟了一眼在桌上的那堆东西,冷笑一声:“同志,没用的,你有和我讲道理的功夫还不如赶紧去售票窗口买张票吧!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面前的中年人终于放弃了,他绝望地望着电子屏上巨大的时钟,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了学生,我给你们跪下,行了吧!”说着,他竟真的“扑通”一声,在大庭广众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我的心被触动了。原则的确不能改变,但人呢?这位可敬的教授用他的敬业精神打动了我,我值得为他改变一次这不变的原则!
终于,我放下了最后的底线,不得已地妥协了。我叹了口气,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让那个中年人通过了。还没等我缓过神,那个中年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飞也似地跑走了,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唉!任四理啊,任四理,你那所谓不变的原则呢?是一成不变的吗?
网友评论
【建议】:行文还需要打磨得圆润一点,如教授掏工作证这一处的情节处理,还要更自然一些。教授下跪的情节处理,没有出现预期的高潮感。这里可以作一些修改。最后部分的叩差距与思考,可以充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