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是韩愈作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公元801一802），调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他踌躇满志，决心借国子监这个平台，振兴儒教、改革文坛，借此来实现报国之志。到国子监任职后，他才发现科场黑暗，吏治腐败，严重挫伤了国子监学子的信心，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持怀疑态度，自觉放松了学业。当时士大夫阶层里也流行一种不愿拜师求学，也“羞于为师”的恶劣风气，严重地影响着国子监的教学与管理。
韩愈有感于此，借回答学生李蟠提问之时，写了这篇文章来澄清“求师”与“为师”的模糊认识，阐释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起到了转变社会风气的作用。
文章开篇亮出“君子曰：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态度鲜明，语气坚决，不容置疑，托古言事，不言而明，暗含今天求学之人，不一定有老师相助教导。
接下来，作者大谈从师之必要性，一则老师的作用非常重要，从师学习大有必要。作者认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对老师的作用做了高度的概括，老师可以传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教授学业、解答人生疑惑问题，由此可知，从师学习既可长知识，增才干，还让你人生不迷惑，有智慧，有思想。再则，“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个人并非先知先觉，人生之中肯定有疑惑，不从师无法解惑释疑，由此可知，从师大有必要。经过作者这番分析说理后，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从师学习大有必要，不从师不能解惑，将会遗憾无穷，终生不明事理。
既然从师学习大有必要，那么以什么样的人为师，自然而然就成了谈论的内容。作者认为择师的原则，既不是年龄大小前后，也不是地位高低贵贱，而是以“闻道”为标准，谁掌握了道理，谁就可以做老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文章第二段，作者设立分论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从反面论证从师的重要性。采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选用了三组对比展开论述。
首先拿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纵向展开比较，古代的圣人，智慧品德达到至高境界，还从师而问，现在的普通人庸庸碌碌却以从师学习为耻，其结果是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从师与否，高下立判。使人明白，从师学习大有必要，且十分重要，有破愚启智之效。
其次，又从自身择师的情况作比，“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与“于其身，则耻师焉”相比，小孩子的老师只是教教写字及断句与作者所说的解答人生疑惑的老师是不能相提并论。人生疑惑困挠于心，迷迷瞪瞪，却不从师学习，难道不是真正的糊涂蛋吗？你愿糊涂终生吗？那你还不赶快行动起来从师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明白人。
再次，作者又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聚群而笑”的情形展开横向比较，剖析士大夫之族耻于为师的原因，就是连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明白的道理，可士大夫以相师为耻，分明就是不明事理的胡闹，在此毫不客气批判了这种不良风气就是思想上幼稚，见识上的糊涂，精神上麻木。
三组对比鲜明地强调了不从师会让你变得更加愚昧、糊涂、不明事理，从反面论证了从师学习很有必要。
第三段，作者又从正面说理，阐述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的道理，并举孔子转学多师成为圣人的事例，引用其“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名言来讲道理。使大家明白要想成为才德超群的圣人，不从师无法实现宏图大愿，那么从师学习大有必要。进而从孔子超越老师的事实中引发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著名论断，这些都并不奇怪是因“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最后，作者交代了写作这篇文章的意图是送给李蟠，赞扬他不受时代不良风气影响，勉励他继续努力从师学习。至此，全文结束。篇幅不长，结构严谨，论点鲜明，正反对照说理，充分透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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