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对曾文正的一个评述。那么，曾公都向他的部属传教了怎样的“精神”呢？今天，我们就从《曾文正公嘉言钞》中择出一例，是为“习用”。
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为作圣之基。
这就是曾公在“复陈松生信”中传教的“有恒精神”。其中的“养生”是为“修身”，“力学”不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力学，而是“治学”——力求学问，“作圣之基”即为“走向圣贤的基础”。当然，“有恒”就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此言的根本旨趣即在于：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修身治学，才能走上圣贤之路，做出圣贤之业，成为圣贤之人。
必须指出指明的是，古代古人所言的“修身”，多涵义有实践磨炼、实干养成的特质的，正所谓“知行合一”。
扪心想想，现实勘察，“有恒”二字，除了在吃饭、睡觉上以外，该是考验、挑战了多少人呐！在“修身治学”上，又是击败了多少人？人生具有“有恒精神气质”者，又有多少人？成也“有恒”——顽强不懈地奋斗，败也“有恒”——顽固到底地懒惰，真可谓“风景各半”。
修身而“有恒”于实干中。这是最现实的，更是天天、人人可为的。然而，却非易事，亦如蒋廷黻先生评价曾公所言，“非出汗不可！”这就在于，实干之“干法”是“老办法”，还是“新办法”？是“软办法”，还是“硬干法”？是“管用的办法”，还是“无效的办法”？一事当前，是“先考虑方式方法”，还是“习惯性为之”？是“听将令的服从”，还是“既听将令又自主创新作为”？如此等等。坦言之，不要以为“干”是简单直接的，“干”是最大的学问所在，否则，就没有“实践出真知”这一铁律了。简言之，人可谓一生都在“干”中，但从中“提炼”出了多少“学问”？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干的理论”——“方法论”？没有“善于思考”的总结能力——对于实践的理论思维能力，怕是所“干”多为“庸碌之作”而不是“作圣之为”吧？干之前思之，干之中思之，干之后思之，其所思又均为辩证之思。这种“有恒”该是永远要坚持不懈吧？
“治学有恒”或“有恒治学”，该是有点“手不释卷精神”吧？“治学”不就是“治理自己的大脑”吗？“一脑不治”，何以“治天下”？人之“不朽”，不全在于“大脑不腐朽”吗？现实而简单地例证之，智能手机的功能都未“全打开”，怕是最可验证“学问能力”吧？至于离开学校，书本即束之高阁，十几年或几十年不进书店、不上网上书店，则不必赘言了。
有恒，方能成事，方能成为被人重视的人物，而非为人忽视。至于成为“圣贤”，我就不高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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