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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夜晚，有点特别，我和赵先生去看了最新上映的电影，去之前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头有点晕。回到家，跟以往预防感冒的程序一样，喝了一包板蓝根。他不放心，让我测体温，38℃多，发烧了。
心想抗争，身体却诚实地抗议着，叫嚣着，催促着我到医院去看看。
已经十点半了，急匆匆穿上了刚刚换下的衣服，直奔最近的医院。医院灯亮着，却已是人去楼空。医院去不成了，只好往回走看看附近还有没有没关门的诊所，走了一圈，准备放弃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家。
在诊所里，重新测了一次温度，这一次烧退了一点。夜深了，诊所准备要关门了，所以医生没安排打点滴，先开了两天的药，叮嘱我要是明天烧还没退，就过去打点滴。
回到家，服了药歇下，赵先生打了温水给我敷额头降温。半夜上厕所，正要站起来的时候，世界天旋地转，只来得及叫了一声“小哥哥”便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意识到赵先生在推厕所的门，还一直叫唤着我。他不好容易挤了进来，我又晕了过去。过了没几秒，我再次醒来，脱口而出的竟是看过了几百遍的影视对白：“我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晕倒。我吓坏了，三魂丢了六魄，躺回床上的时候不敢闭眼，恐惧密密麻麻地占据着我的整个脑袋，我怕我一旦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
从身体到心，一直警醒着，熬着最为艰难的长夜。
再后来，意识还是被瞌睡打败了。当我睁眼看到亮光的时候，希望的光也照亮了我的世界。赵先生红着眼眶，打着呵欠，他守了我一夜，不敢睡，怕我再出事。
一大早，被疾病折磨得毫无胃口，偏偏又头晕吐了一道。情况紧急到不能耽搁一分一秒，吃了药立马去诊所挂了点滴。这是我人生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打点滴，终于能够体验一回，却没想到这一体验就是三天。
打了点滴，烧退下去了，咳嗽却像暴怒的狮子不停地咆哮发作着，丝毫没有半点休战的意向。白天，咳得前胸贴后背，无法直立行走，晚上一咳，胸腔里就好像燃气了熊熊烈火，烧得整个人无法成眠。
赵先生意识到情况严重了，要带我去医院。我呢，倔强，怕去医院会花很多的钱，自己也没医保，所以对医院基本是避而远之的态度。
越逃避，事态就越严重。那天早晨，高烧再一次来袭。这一次烧到了39℃多。身体已经因为晚上持续不断地咳嗽，体力不支了。感觉自己再咳下去，真的会出人命，只好乖乖地听话去医院。
第一次去医院看病，要办卡，挂了急诊，还要抽血拍胸片。焦急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无法控制的脾气暴躁地朝着赵先生发泄。想不明白，我都烧到39℃了，医生也不担心，也不先给我开个退烧药吃。怕自己烧傻了。
血常规几乎全部都不正常，胸片的结果更是令人害怕，左胸有大量的积液。医生看了结果，马上给呼吸科的主任打电话，让他们空出一个床位，好安排我住院。
心里的恐惧化为泪水，即将喷薄而出。从急诊室出来，回到等候区那里，眼泪“刷”地一下，像暴雨般砸落。
住院，这真是晴天朗空下的沉重霹雳，将我的世界活生生血淋淋地劈成了两半。
和赵先生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回家住院。高烧还未退，医生并没有给我开药。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只好去诊所开了退烧的药暂时缓解一下症状。
赵先生工作忙，走不开，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搭乘火车回家。坐火车于我而言已是轻车熟路，但我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包里装着体温针，时不时拿来测一下温度。
晚上的火车，一夜平安。第二天上午，温度却一下子飙升到了40℃。再一次被吓坏了。赶紧吃了退烧药钻到被窝里盖上被子。那时候冬天，重庆很冷，但是越往南天气越热，车厢里所有的人穿着薄薄的长袖谈笑风生，我躺在阳光直射的床铺上盖着“不可时宜”的被子。
捂了好久，出了一身汗，温度却没降多少。继续捂，捂到全身湿透，高烧终于不再顽固，退出了我的世界。
二十几年，第一回离高烧那么近，然而奇怪的是，我想的并不是要吃什么药才能退烧，而是我发高烧了，我会不会烧傻？小学时，班里有个傻子，据说是因为发高烧烧傻的。他那个模样，我并未想起，却从未忘却。当我受到高烧威胁的时候，记忆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种恐惧与害怕，高烧会烧傻人。
我不敢想象自己成了一个傻子，那样的日子，必然是生不如死的。所幸，火车的惊险旅程之后，40℃再也没有登过场。而我，聪明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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