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在深圳的心酸打工史《蚁居那些年》（十六）再度辗转
文|田筱薇
离职前几天，比我晚一个月来深圳的大学同学钟慧主动帮我找好了房子，位于南头，南山区的边缘。办完离职手续的当天，我直接拖着行李过去了。
这里的环境和我之前短暂停留过的下沙村有些类似，都是农民自建房。我们住的是位于六楼的两室一厅，每个房间住两个人。
客厅里有一些简易的旧家具，风格色调并不是很协调， 显然是不同的来路。阳台屋顶上有一根铁杆，晾满了衣服，向外突出的防盗网上牵着废旧电线，上面挂着内衣内裤袜子等比较轻小的衣物，整个阳台混乱不堪。旁边有一个镶了白色瓷砖的水泥台子，上面搁着煤气灶，下方有煤气坛。再往旁边就是卫生间。
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女孩赵子欣来自江西，是钟慧男朋友的前同事，比我早一年毕业。在我来之前，这里有一位和赵子欣关系非常好的同事和她共处一室，前两天那个同事回老家准备结婚了，所以这个房间就只剩下赵子欣一人。
我来的时候，那个房间里已经有了一张大床，东西很多，剩余的空间很小。赵子欣手头上还有一张半米宽的折叠床，就低价卖给了我。两张床摆在那里，空间就更拥挤了。
虽然房子内部不怎样，但这里交通比较便利，房租比较实惠。很多在其他地方上班的人都住在这里，每天早上，这里都有一批又一批的人从这里走出来，分散到各个方向。我对这个居住环境尚还满意，打算长期居住。
住下之后，我立马开始找工作。我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对区域比较重视，那些明显比较远的公司就被排除在外了，有些不太确定距离的公司，我先投递看看，如果有面试机会再考虑一下。
因为有了限制，我能投递简历的机会很少，有时候在网吧里看了一个小时，都难得投一两份简历。一两个星期过去了，工作毫无着落，于是我有些着急了，对职位降低了要求。
迫于形势，我随便找一个离住处比较近的工作，做一段时间，实在觉得受不了，于是再次加入求职大军，每次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匆匆找一个工作，再次开始这样一个循环。
这期间，我曾做过某培训机构的招生顾问，实际上就是推销课程。这家培训机构规模还算比较大，在市区有好几家分校，课程专门针对成人，有学历提升，会计，英语之类的，学员众多，绝大多数都是主动找上门来。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只是在办公室里等待有人来咨询，介绍一下课程，收费开单，偶尔需要出去发一下传单。
看着这么多的人都在努力地提升自己，而我却一直在消耗，我开始觉得不安了。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里，如果我一直是这个状态，迟早将会无法生存，于是一个月之后，我决定离开，重新找一份对自己的成长有所帮助的工作。
手机丢失之后，换了号码，我以为我会和之前所有的人终断联系。好在手机号码并不是唯一可以联系的方式，我和几个同在深圳的大学同学依然保持着联系。来深圳的大学同学也有不少，偶尔小聚一下。
不久之后，已经回到了武汉的秦佳颖也重新联系上了我。她在武汉做外贸业务，虽然不太好做，但是也不想到外地闯荡。
而这段时间，最让人意外的是，沈宜康的重新出现。沈宜康是我高三上学期的同桌，上大学，我们的学校距离比较近，也见过好几次面。但是大四毕业那年，大家忙于找工作，他去了外地，就失去了联系。
我和沈宜康之间的联系纽带一直都是秦佳颖。
高三上学期，班主任对我们的座次放任不管，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组合，大家的座位经常变换。刚从外校转过来的沈宜康本来是想和秦佳颖成为同桌的，没想到阴差阳错，和他成为同桌的竟然是我。
其他男生对他的遭遇表示十分的同情，认为他陷入了地狱之中。所以沈宜康在多次争取与其他同学调换座位无果的情况下，只得怀着大义赴死的心态来面对。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我，见他这种态度，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而后来，终于觉得忍无可忍的他用纸条的形式打了招呼，我们之间的这种局面才得以缓和。
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离得很近，也见过几次面。毕业之后，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联系了。而秦佳颖得知他来到深圳之后，就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
不过这时候我们在深圳的不同地方，所以，也只是偶尔电话，短信联系一下，见面的次数很少。
有一次沈宜康外出经过南头，过来看我。客厅里东西太多，乱七八糟，一时难以收拾好，他的到来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让他进来。这种情况下，本身就很笨拙的我有些局促，好在赵子欣十分随和，和他聊得比较愉快。我和赵子欣都是平素比较懒散的，我们只是偶尔心情极好的时候，才会好好收拾一番。好在我们进门的那一刻起，房间的门就是紧闭着的，他也就没有见到里面更加惨不忍睹的情形。
而那段时间，因为不稳定，我陷入了经济危机，常常有四面楚歌之感，好在同在深圳的同学们对我比较照顾。我不太好意思再给表哥和云晖增添麻烦，只好向同学伸出援手，而同学们慷慨解囊助我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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