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我在疗养所门口
呼兰河纪（三）
我工作过的疗养所是家公有制老干部疗养所，始建于1973年——房子的门楣上是刮开了水泥的光面“写”着的，就建在呼兰河和拉哈山之间的半山腰上。往北再往西再向南有一条盘山的土路通向可以去往县城的大路，往下向南再向东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河边，那时也是土路，走到山下会看到几棵很粗的垂柳——黑龙江很少会有柳丝垂挂的景致，所以那时还在柳树下照了好几张相。沿着呼兰河蜿蜒向南的土路也可以通向去往县城的大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修过，总之是雨水少、河水瘦的时候就好走些；涨水的时候就会有土层塌下去，形成一溜儿小崖，虽说也不会超过一人高，但走路或者车子经过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涨大水的时候路就没了，河边的人家就只能从山上走了——好在山不高。二十多年前交通完全没有这样便利，那儿简直就成了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加之那时旅游业不发达，在全县一提起疗养院，简直就是旅游圣地了。
当年的疗养所
疗养所是一排二十几间坐北朝南水泥钢筋的平房。西端和东端都有向北延伸的房间，虽然中间有向南凸的大门和雨搭，但大体还像凹字被推倒一样。后来西边绕开水井和菜窖曲曲折折又接建出过廊和几间用做食堂等的房子，打破了原来完全对称的格局，可就不像什么字了。
室内的格局也很简单。朝南的大门两侧是两间用做所长室和门卫室的房间，往里走中门厅里放着一张乒乓球案，由于长年的踩踏，水泥地面已经失去了表层的平整，加上从外面带进来的泥土，有人打球时会冒起灰尘。东西各有走廊，走廊的两边各有房间，南侧朝阳的一律用做了客房，都是四张床加几样小家具的摆设，完全的统一整洁。北侧的房间则是各种活动室、仓库等，整个疗养院就只有一台彩电放在北侧一个也兼做会议室的房间，所以有印象为了要看世锦赛跟还是亲戚的同事男孩子吵到大哭，结果是气跑了他。疗养院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只在五到十月间开业，这也是黑龙江最美的季节，如果是面对着皑皑白雪，即使是可以取暖，大概也不会有人来疗养和游玩了。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去疗养所上班的，曾经做过好几样工作：房间的服务员、小卖部的售货员，还去卫校学了一年多的中医，打算毕了业好做保健医，结果回来却做了食堂的保管员。服务员就只管打扫房间、打好开水，隔段时间用洗衣机清洗被褥——是那种单缸的洗衣机，当时却已经觉得很省力了——晾到外面。老保管员把木桩埋在地下，再在上面拉起电线来，风一刮或者洗的东西太多太重就会歪下甚至倒下来，如果东西还没干就会沾满泥土和花草渍，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小卖部的工作会轻闲些，因为它是不对外的，货品也只有简单的几种，也不以赚钱为目的，进货又非常困难，所以我很少会把汽水、烟什么的卖给不认识的人。记得有一次要接待一次会议，我去县城进酒水，出纳员没在我只好在糖酒公司已经熟识的保管员那儿赊账，回来的路上被烟酒稽查的人盘问了半天不说，下山坡的时候马还“毛”了——这马一定是个没见识的，车老板儿和跟车的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疯跑下山坡拖坏了试图拉住它的小老板儿的腿，还把白酒啤酒汽水碎了一地。等也受了伤的马在我的哭喊声中停下去吃路边的青草，我们三个把没有碎的瓶子捡上车，狼狈地回到疗养院，不用太求情，所长就说：不用陪了。但是老一点的同事却说：怎么会雇这么年轻的车老板？！惊魂未定的我感到很委屈：他要的车费低啊，我怎么知道那马也是年轻没见过世面的！
当时那些和我一样年轻的小同事们，最喜欢在老食堂保管员喝多的时候央他去仓库里拿好吃的。他的腰间始终唏里哗啦挂着一大串钥匙，因为当过兵，走路像心里有号令一样，一律正步。他会芝麻开门一样从走廊、餐厅、食堂一直可以畅通无阻，最终打开几个小仓库的门。草儿刚绿的时候仓库里就可以有西红柿和黄瓜——那时黑龙江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大量地进南方菜，那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稀贵的东西。但东西少的时候即使他喝酒再多也不会给一个的。有一次他没有喝多就给了我们一堆黄澄澄的西红柿，可是上午吃完，中午饭还没有吃我就被单位的“212”吉普车送到医院去了。我卫校时的一个男同学——他正好在那家医院上班——帮我找医生、办住院，去找我家通知我的家人……这期间我居然休克了，突然感觉所有的声音都越来越远，等睁开眼，我已经住在病房里挂上了吊瓶，妈妈就守在我的身边。后来据食堂的做饭师傅分析，那些柿子是有点“熟大劲儿”了，老保管员才会舍得送给我们吃的。可是奇怪，其他的人怎么没事儿呢？因为这样，年龄大些的同事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在喝酒的时候攻击老保管员了。只是从此，他就更加管紧他的仓库了。
可是他退休的时候却把那串钥匙交出来给我了。其实那串钥匙里一大半是已经换过锁不用的，我挑一些有用的，用一条漂亮的绳子拴好，忙的时候会挂在脖子上。其实这儿的生活很规律，多数时候是每期二、三十个老干部在这儿疗养，二十天一期，因为中间要接待一些会议、旅游什么的，五个多月的时间最多只能办四期。如果只是老干部疗养，每天早上多数是面食，以油条豆浆最常见。做油条或者麻花是要头一天晚上就把面和好，要起大早来炸，还要用电磨磨豆浆。做酥饼则是在前一天晚上就要烙好的，食堂里灯火通明的有了过年的味道，凑过去帮忙的时候就可以吃到刚出锅的酥到直掉碴儿的圆圆的酥饼了。那时食堂里没有电饭煲，中午的米饭是要用大锅来煮，煮到不硬的时候用大笊篱捞起来放在一个大白搪瓷盆里，米汤自有后院看山人用桶挑回去喂猪，然后把在山上砍来的一根树杈放在已经盛上水或者要炖菜的锅中央，把大盆放上去，再烧开锅后钣就熟了；如果有炖着的菜，菜便也熟了，但要是等到锅里飘出焦糊味儿时才想起出锅，菜不能吃了不说，饭也有了“串烟”味儿了。
以上说的都是“做饭师傅”的工作，也就是“面案儿”的工作，之所以这样区分开来，是因为还有一个负责做菜的师傅，大高个儿，三十几岁了还没有结婚，特别幽默搞笑的一个人，菜做得也非常麻利好吃。后来娶了个乡村老师，又生了儿子，再后来到广州开东北饭馆去了。当时他们俩貌似有一点不和，大概是应了“同行是冤家”，但忙过了一天大家还是要坐在一起喝酒谈天，吃对方做的菜和饭。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我偶尔从单位的后窗认出了“做饭师傅”的背影，虽然没有太老却已经蹒蹒跚跚的了，还拄了个棍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最魁梧的，在疗养院的时候他是以勤劳著称的，做几十人、有时是上百人的饭就已经很繁重了，一有空闲还要打柴、开荒种菜、去山上拾引火用的枯树枝，有时会累到手里揉着面、拄着勺就打起盹来，为此所长还曾让我看好他，一是怕他误了开饭的时间，再就是怕他摔坏或烫伤了；种的菜除了自家吃外，还要卖给单位；等疗养院“闭班”后，晾干后的柴他要每次两大捆放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侧运回县城的家里——吃惊过后打招呼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串诱人的钥匙却锁住了我的自由。这儿最美的季节里我却要经常呆在食堂，买来或者送来的食材要用有称杆的称来量、做记录，拿出去也要记录，账要平才行；还要计算好第二天要有多少人用餐得摆几桌会用多少东西，写出单子来由采购员去买；忙的时候还要帮忙切菜、后来发展到拌凉菜和炖茄子豆角什么的；再后来做饭的师傅就让我跟经常被喊来烧火（其实他是烧水的）的同事一起用大锅捞饭，大米饭或小米饭还好，捞二米饭的时候就会起些争执：小米要后放师傅是交待过的，放的时机就有了分歧，最后常常是他抢下盆来把小米倒进热气腾腾的大锅里：“大米都快烂掉啦！”再后来，如果师傅不忙亲自拌凉菜，老干部居然提出意见：这凉菜怎么不酸不咸的这么没滋味！
食堂的南面是山，西面是山，北面还是山，东面从过廊通向房间，最东边的房间的东边也是山坡，坡下就是呼兰河了。食堂的南边虽然是山和阳光，却被并排的几间仓库隔开，所以食堂里只有在“西照日”的时候才亮得晃眼睛——因为阳光是平行着甚至是斜下着越过山脊从西窗户照射进来的。食堂的北面有个门通向半地下的储物间，印象里只放些煤灰还有引火用的树枝柴禾，却有个长方形的大窗户，说是窗户却只有木头框，像画框一样收进来后山坡的树林——是一片年轻的杨树，还没来得及粗壮的树干由于山风常年的吹拂，一律地向山坡下面倾斜下来却绝不会倒下去，夏天树冠丰满时路边的都可以遮住上方的阳光了。食堂里热的时候打开后门这幅“画”就会清新扑面——风过时沙沙作响的一簇簇拥叠过来的树叶、透着碧青的倾斜过来的灰色树干、树干下只能捡到点点斑驳阳光的细密的蒿草野花，这些都会随季节变换着色彩和浓度，春天是淡绿如烟的，夏天是浓绿到叶子都会厚起来如塑料一样——没风时就错综着挤在一处，有风时就哗楞楞发出声响；刮风又下雨的时候本来就倾斜的整个树林就会被山风吹到快趴下去又起来、起来又趴下去，像人被揪住衣领推来搡去一样，但再大的风雨终归要过去，过去后微风细雨时树林就会恢复原来的站姿、抖落身上的雨水，只不过有的树枝甚至树会折断，有山挡着就算龙卷风也很少会有连根拨起的。等雨完全停下，整个树林连同草地都像画布被浸到水里一样，那苍翠！都没有办法可以形容。过几个小时还会有蘑菇长起来，采来晒到外面窗台上，有时没等干就又被雨淋湿或者被风吹跑了。
在山窝里体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境会很确切。有次大家正吃晚饭，餐厅里突然暗下来，接着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门窗在哐里哐当响起来。“这天怎么跟黑锅底一样啊！”做饭师傅用因为喝酒变得更加小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大家都放下饭碗酒杯，各自去关“辖区”的门和窗户，不然一会儿准会听到玻璃碎掉的的声音了。我飞奔回小卖店关窗户时，看到一只黑灰条纹的猫从走廊尽头的窗户跳下来。惊喜地抱住它到食堂喂食，同事们都围过来看，一致认为我应该把它寄养到后山那人家。做饭师傅还说他们正没有猫抓耗子，会对它好的。可是猫送去的第二天就有烧水的男孩子跑来说：“你的猫要被上刑啦！”我跑去时见我的猫正被绳子套住脖颈，要被拉出去上吊，它“嗷嗷”叫着缩进角落不肯出来。我哭喊着要冲过去，被那家男主人拉住：“它不是猫是山狸子，会咬人的！”那家的老太太也过来哄我：“它昨天都咬死好几个小鸡仔儿了啦。”我不管，抢绳子不给就剪断，“猫”夺路而逃了。可这件事却成了我永久的痛。后来听同事说，那“猫”因为脖子上还有一圈绳子，跑着跑着就挂到了树枝被抓回去了，大约是那家人更生气了，它被吊起来活活打死了！人对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动物往往会残忍到极点！
在这儿上班的人多数都住在七、八里外的县城里，下雨或者忙的时候就会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找剩余的房间住下来，而我们这些没结婚的小伙伴们就经常被留下来“看家”。没有领导在的时间真是自由，伙伴们会在傍晚的时候上山去到认识主人的玉米田里掰青玉米回来煮——我胆小不会跟去的，回来时天太黑！伙伴们用装米面的袋子把青玉米穗儿拖回来放大锅里煮好，甜香满屋！伙伴们还会在蛙声四起的夜晚去山下河边的草地，用大拖鞋打青蛙！这个我也是不敢的，但是要跟着去帮忙拿手电筒，并且也要吃的。有一次单位的两个师傅都回家了，很晚了我们把青蛙拿去后面的人家（不是打死“猫”的那户人家）做——他家的女孩子那时也在疗养院上班，她妈妈是个特别能干活的瘦小女人，她炖好青蛙后就同我们一起吃，还拿来了白酒说：喝白酒能解乏的。我好奇就把杯子拿过去，她居然把它倒满了！”慢慢喝，喝不了再给我。“我没喝过白酒，但我喝过汤药啊。于是我拿出喝中药的勇气，捏起鼻子居然把那杯酒干掉了！回去的路上我飘飘然居然有了“刚刚好”的感觉，不想睡就拉看鱼池的男孩子下山。月光下的树林静谧清凉，我扶着他的手走下山去，去河边的瓜田向主人要了瓜到河边洗来吃——那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喝醉的感觉居然可以这般美好！许多年以后在酒局上我也曾“表演”过这一招儿，虽然也吓到过一些人，但回家后却吐到不行。前几年故伎重演时却被上级单位一个高高大大的女转业兵打败——她可以连干两杯！从此收手再不逞能了。
山和河之间的距离是时远时近地相随的。近的时候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远的时候中间会有田地、水塘。疗养院那时开挖了一片鱼池，就在山坡下的河边。那儿搭了个窝棚，单位派了个男孩子看守。还有大黄狗，原是买来要招待客人吃狗肉的，被做菜师傅和我救下来牵到鱼池，就说跑丢了。还有一条铁船，桨却是木头的。我因此也学会了划船，还会通过放水的坝口划到河里去，沿途还会捎上几个河边玩的小孩，被做饭师傅看到后居然冲我大喊：他们敢坐你就敢拉啊，小孩子知道什么！河里有漩涡，桥下水流会很急，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从此不但不敢再拉小孩儿，就连河里也不去了，就在鱼池里转悠，而且还有新发现：用桨可以“打”鱼！天气热的时候鱼都到水面下来呼吸，用桨拍打水面，有时就会有鱼跃出水面，有时更会跳进船里！我回家的次数就多起来——我要回家送鱼。如果鱼太小太少我会在河边从打鱼人那里再买些，总之那年夏天爱吃鱼的爸和猫都可以经常有鱼吃了。
大约是1998年的时候，疗养院在鲜有老干部可疗养的情形下卖给了东林寺。那时东林寺已经有些规模了，之前曾经在疗养院闭班后租用几个房间和食堂。寺里把它用院墙围起来变作了尼姑庵。多年以后我带已经会跑的女儿去时，已经是荒草离离，只是通往河边和后山的路变成了水泥板的路面，显示着时代的进步和时间的变化。我指给女儿：这里曾经是樱桃园、这松树是我们浇过的、墙里面曾经有棵很大的侧柏……物是人非，抑或连“物”也不“是”了，心里也一片荒凉了。又过了许多年的前几天，朋友约我吃饭，不想去，他却直接把车开到单位楼下：“去河口”。从河口大桥北面沿河边一直走到“疗养院”——现在又变成了两层的“山庄”——完全是人非物也非了！飞快的车速把我的叹息像风一样甩进扬起的尘土，车窗前的灰白水泥路让我突然间失去了方向感。
再访已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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