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大桥——朱洪伟摄
呼兰河纪（四）
河口镇是个美丽的小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依山傍水——这在差不多是一马平川的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兰西县可并不多见。它坐落在县城以东七、八里地拉哈山坡，呼兰河的西岸。有一条来自县城的公路，把小镇分成了南北两半后，又通过一座桥越过呼兰河走向河东。北面的一半是依山而建，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房子就算不是很成行，看过去也是鳞次栉比。那是拉哈山朝阳的缓坡，春天草儿会最先发芽，所以望过去阳光一片，即使是在萧索的冬天也会感觉很温暖。
九十年代初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镇上有油厂、砖厂、粮库、堤防站、供销社什么的，之前还纤维厂、渔场、林场，那时就已经“黄”了。那儿大多数的居民都以种地为生，也有打鱼的、挖沙子的，打鱼是不能单独维持生计的——自己有鱼塘的除外。多数人家是在农闲时打鱼或挖沙子，也有几样都做的。庄稼地一般都在呼兰河西岸围绕小镇的半圈儿，河边上也有小地块，但容易遭水灾，鱼塘在呼兰河涨水时也容易被没了顶，让鱼们都越了狱。
呼兰河的沙子是远近闻名的。挖沙子、运沙子、贩沙子，都可以成为营生。挖沙子有专业的船，要用机械把河底的沙子连水一起源源不断抽到船上，再把水过滤下去。沙子运上岸，高高地如金字塔般堆起来，高的要用输送机往上积。虽然一年中要有半年呼兰河是冰封的，但“金字塔”却是四季都在的，有的甚至会在春天里长出草来。
沙堆——摄影：朱洪伟
忘了是哪一年，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涨大水，河水淹没了河边的路，如果出去就只能从山上走了。山下河边的人家也都进了水，唯一可以通向河东的桥也禁止通行了。瓜地的瓜飘起来了，玉米就只能看到蓼了，鱼塘里的鱼解放了，成堆成堆辛苦挖来的沙子也都回了家。河水混浊了起来，飘来了上游的柴草、树和庄稼的枝叶，偶尔还会有家禽家畜之类活的或者已经淹死了的。而在这些东西的周围，往往聚集起成块成块像泡沫一样的浮沫，就这样如同冰排一样浩荡地跑过来，又在这里裹胁了些东西，大部队一样开往松花江了。疗养院的鱼池就在那一年被冲毁了。河水已经漾到山脚下，东山坡树林里的蒿草就如同水草一样“在河里招摇”了。我们就经常光着脚在那里刷洗东西，脚下是软软的草地，河水在这里也是温暖清澈的。等河水退去，河边儿上就狼藉一片了。涨水一般都在夏未秋初雨水大的时候，一年的收成就在眼前了，河边的人们修堤筑坝，却没能阻止汹涌的大水，他们的心情也如同这些湿冷残破的房屋、东倒西歪的庄稼和树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一样，沮丧到了极点。如果在上冻前大水还没有退回河床，明年还会种不上地，那就更让人担心了。
疗养院后面、也就是北面住着两户人家。相邻的那家是父母儿女一家四口；再后面的那家是“超生游击队”，据说是从外地跑过来的，三代人，爷爷奶奶大概有七十岁了，中年的两口为了要“小子”已经生了五个女孩儿，只知道那个大的名叫燕子，其余就二儿、三儿地排下去。等生到六儿时，疗养院已经卖给了东林寺做尼姑庵了，不过听说终于是个男孩子了。两家各自在山坡上有葡萄园和果园、在山下河边有地。除了农家常养的鸡鸭鹅狗猪，后院的那家还多了牛、马和羊。牛是用来耕田的，马车由孩子们的爷爷赶到县城或镇上“拉脚儿”赚钱，羊是既可以剪羊毛又可以整个卖。他家在通往后山的土路两边都有房子，东边的是几间土房，很破旧了，印象最深的是窗玻璃炸裂的地方，用两只黑色的大扣子，从两边夹好再来回缝上。最初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后来在路西又建了一座“一面青”的房子——我们这里是这样叫的，其实是“一面红”，门脸儿是红砖，后墙是“拉合辫儿”——用谷草拧上泥摞成墙，据说比土坯结实还保暖。一般都会留下再砌砖的碴儿，等条件好了再变成全砖的。但直到我离开那儿，他家的房子还是半成品：有两铺大炕，能住而已，中年的两口带着孩子们过来住了。除了这些，还有各种畜禽住和种菜的棚子，多数都依山坡而建，省去了一面墙，但不是窑洞，这儿的黑土建不了窑洞。
虽然因为打死“猫”的事我对“超生游击队”那家很是记恨了一段时间，但我在管小卖店和食堂仓库的时候，还是会把剩下的一些好吃的从窗户递给那几双争先恐后伸过来的脏兮兮的小手。有天清晨，突然听说那一家的爷爷上吊死了，为此，孩子们的父亲在来疗养所磕头替老人“谢罪”时，还向做饭师傅他们哭诉：“你说这不是扇我嘴巴子么？是儿子媳妇不孝还是咋地？”但日子还是过下去了，那老太太还是穿着“带大襟”、系着黑琉琉扣子的黑大绒衣服，梳着花白蓬乱的疙瘩鬏儿，头永远摇晃着，不停地喂猪、喂鸡什么的；中年的男人依然在清早露水重的时候就穿着水靴、扛着工具下田；那女人即使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也会头上包着头巾出来干活；燕子在大一点的时候就能够代替她父亲来疗养所挑泔水了，还会把剩菜拿回去加些土豆、茄子什么的炖半锅——这是一家人的美味了。
等我离开那里以后，陆续有零碎的消息传来：“游击队”那家念书最多的三儿在四儿都嫁人的时候还没找对象；另一家在儿子车祸去世、儿媳带着孙子走了以后搬走了……
大约是九十年代未的时候，东林寺就开始建了，冬天的时候就租疗养院的房间来住。开始是建了前后两溜儿平房，有着朱红的柱子，很特别。主持是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清瘦安详，须发已白。之所以请他来，是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河东。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下班后去那儿玩儿，有时会跟着绕佛诵经，或者就在落日的佘晖中围住安西法师坐的太师椅席地而坐，享受山中可以嗅到树叶花草馨香的怡然傍晚。安西法师并不会像居士们那样逢人便鼓吹佛法，印象里他字写得非常好，人也幽默。东林寺在初建的时候会经常向我们借东借西，用我们的水井——水井有三十几米深，水又清又甜，夏日大太阳底下打上来冰凉冰凉的，所以经常会有游人来打水喝，而且在喝完水后把“柳罐”（实际是胶皮做的）咣当当直接抛下井，造成井绳断掉，因此所长交待食堂的人不要借碗给他们用，并且看好井。做饭的师傅不乐意了，找所长理论：谁出门会背着井吗？！
因为那时我是疗养所的保管员，跟寺院里的人会熟络一些，因此安西法师总叫我“公关部长”，还打趣说我的级别有没有外交部长大。在庙里有重大法事，比如庙会、观音菩萨生日等等，我们有空就会去帮忙卖佛教用品、准备斋饭。记得有一次我跟负责打水的同事正在庙里听着木鱼打坐“念”佛，被所长打发来的同事终于找到，从山上直接绕回食堂拼命工作，才免了一场怒斥。
在疗养院还没有变成尼姑庵的时候，僧人们无论男女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只不过中间隔了走廊和诵经堂，男东女西。出家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有个年轻帅气的和尚叫国正，他父母双亡，留下巨额的医债，他不到二十岁就到煤矿出苦力，待“积荒”还完后出了家。他很开朗直率，如果是在傍晚没事的时候，会趁着借东西什么的在疗养院坐会儿，偷抽根烟，并跟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们聊起在煤矿时候的事。有次在公交车上碰到，他把一个瓜放到我的手上——那时刚开春，二十几年前反季的瓜果是很奇缺的。我执意谢绝，他就硬塞给我：拿着！是居士送我的。推让间我发现全车的人都在看我们——那时和尚是只能在《少林寺》一类武打片里才能看到的人物，他又跟一个妙龄女子如此亲近！但国正的单纯实在让我有了一点小感动，所以现在还记得。后来，他因为吃了蘸酱菜被告发，吵了一架后出走南方的寺院去了。记得还是负责打水的同事骑摩托车送他去车站的：“芦柴棒”一样的同事光着膀子，斜背着国正土黄色的布包，高大的国正坐在后面，转弯冲上后山坡时扬起盛夏的尘土——很悲伤的事却染上了搞笑的色彩——本来我还在为僧人吃个蘸酱菜都起争执黯然神伤呢。
晨钟暮鼓的生活是寂寞的，我们偶尔的到来便是惊喜的人间烟火。记得那时有位新来的却十分刻苦的中年尼姑，人长得白净富态，足见世俗生活的优裕。她见了我们总是说：多好的年纪！眼神慈爱又伤感。后来听居士们说，她是牡丹江人，出家前家里经商，跟丈夫出去进货时家里进了劫匪，杀害了她的三个女儿和她的侄儿——那男孩子是放寒假来她家玩的，她想逃离现实就出家了。还有个经常在那住的女孩子，个子很高，但脸蛋儿、指甲永远是青紫色，她说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长在了右边，家人信佛就送她来这里，但不能出家，因为有危险时要及时送医。她说在这儿病就会好些，说起来好像很神奇。其实在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信仰，心里的波动会少些，所以会感到病也好了。听我妈妈说，过去孩子有病也有舍到庙上的，也有养活不起送到庙里的；也有不愿意干活以为庙里有闲饭可以吃的，还有闯下祸逃到庙里的……东林寺那时就有个中年和尚，听说已经几进几出，外面居然还有老婆孩子！总之在那时的我看来，庙里的生活是清苦和寂寞的，所以对庙里传为佳话的笃信佛教的父母把十几岁女儿送去武当山出家的事不以为然。
把疗养院都能买下来，可见寺庙的财力。所以他们陆续又盖起了大殿、山门、侧殿、佛塔等等。现在的东林寺，已经是很具规模了。每年的庙会都会人山人海，很热闹。但这样的东林寺我很少看到了。因为东林寺在建的时候，我们就走了，伙伴们各奔前程了。我转到了机关，虽然几经调转，终究还是机关，过着跟疗养院完全不同的日子，所以很怀念那段时光，那段风景如画、自然随性的日子，曾经的不愉快也都风干成了美好，永远的美好。
几年前逛东林寺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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