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儒家，到秦朝却遭受了灭顶之灾。显然“焚书坑儒”对儒学的破坏是致命的。但是到了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和政治方略，于是儒家晋升为“官学”，由此，“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也就拉开了序幕，这一现象促进了“暴秦”之后的文化繁荣，也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
在我国古代的学术史上，儒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春秋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到战国孟子、荀子的继承和发展，儒家学说的习学人群越来越多，流布范围也越来越广。然而，“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儒林列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儒家学说的打击是致命的，儒家从之前的兴盛几至覆灭。
到了汉初，窦太后又信奉黄老之学，“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因此儒学的发展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举步维艰。但是，在黄老政治的宽松氛围下，儒家学说迅速成长起来。虽然历经劫难，但儒家思想仍有相当的实力。儒家学说不断成长，相反黄老学说则逐渐衰退。
西汉社会发展到武帝时期，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中央集权得以巩固，对外政策开始调整并积极向外拓展，这样的国情必然要求西汉政权建立一套与之完全适应的思想体制。建元六年(前135)五月，窦太后仙逝。翌年，汉武帝从董仲舒之言，令郡国举孝廉，诏举贤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从此，儒家学说占尽上风。
董仲舒 像
“所谓经，是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及议论。”（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
焚书坑儒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出现了故儒忆诵儒家文献和“孔壁藏书”，产生了儒学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现在我们从今、古文经两家争斗的实际情况来看，结果非但没有使两派彻底决裂，反而使它们走向融合。
据《汉书》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正是由于语言文字的这些变化，使得两汉时期的人阅读先秦古籍有了较大的困难，在“独尊儒术”的过程中，人们习读儒家的经典，就必须首先扫除语言文字的障碍，即对儒家经典中字词句的含义加以解说。这样一来，以宣扬儒家思想和巩固儒家思想社会地位的“独尊儒术”活动，客观上也极大地促进了两汉训诂的繁荣与发展。
再者，儒家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倾向，使得儒学成为官学，成为从政的必要。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微言大义，以视章句训诂之学……”。
用儒术来治国，只理解儒家经典的字面含义是不够的，如果用儒家经典的字面含义去治国安邦，必定会南辕北辙。
正是因为如此，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经学学者训解经书的积极性。经学之争不仅加强了训诂对经书字句的解说，经学之争还造就了一大批训诂学者和一大批训诂著作。训诂学者如毛亨、孔安国、刘向、刘歆、扬雄、班固、郑众、贾逵、许慎、王逸、马融、郑玄、何休、刘熙等，训诂学著作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这四部著作不仅直接影响了其后一两千年训诂发展的历史，也影响并丰富了我国整个的语言学历史。
由于儒学的兴起和今、古文经学之争，在对儒家经典等古籍诠释的基础上，训诂才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训诂学的所有理论，包括训诂的方法、术语等，都包含在今、古文经学家对经籍的诠释之中，并在经学家对经籍的诠释中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训诂学的发展也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作用，他们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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