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有一把旧尺子，12寸长的竹片，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通体油光水滑。尺子，在祖母和姑姑们手中，当然是量体裁衣用，一旦到了我小叔叔手里……功能立刻改变，成为我的戒尺。
小叔叔是父亲的幼弟，我出生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在他们兄妹五个人当中，小叔长得最像祖父：阔额方颔，浓眉大眼，嗓音宏亮。但和祖父的慈和温厚恰恰相反，与父亲的儒雅和二叔的含蓄也大相径庭，小叔叔脾气耿直暴躁，急了眼睛一瞪，一声断喝，我家破旧的小木楼立时就摇晃起来。我从小很怕他，印象中他平日也很少和我“说话”，凡开口都是连带著好几个惊叹号的那种句子，居高临下：“作业写完了没有？！”“一支铅笔怎么用了两天就没了？！”“成绩单拿来我看！”“怎麽这麽晚了还不睡觉？！”……诸如此类。
要是我干了什麽坏事，情况就更糟糕了。那时家里仅有一个樟木柜子，小叔的杂物零钱放在右上方的小抽屉当中。某天我放了学，背著祖父祖母打开抽屉，拿了一个两分钱硬币出去买冰棍，在外面吃完了继续玩，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小叔不可能知道。可他一下班回来就发现了，走到巷口厉声叫著我的名字，命令我：“马上回家！”
回到家，小叔二话不说，直接抄起这把尺子就打，然后再罚跪。直到奶奶帮我求情，才可以起来吃晚饭。那时觉得“暴君”这种词简直就是为我小叔量身发明的。我从小任性顽劣，讨打的行为也多。比如放学不回家，考试不及格，上课开小差；比如吃饭挑肥拣瘦，做事拖拉懒散，对大人交代的任务心不在焉……几乎没有一天是循规蹈矩的吧，所以每到小叔下班回家的时间就心惊肉跳，唯恐不小心暴露了什么劣迹，又吃不了兜著走。
如今的人都说教育小孩子不能体罚，尤其到美国以后，据说打孩子“犯法”。其实长辈们棍棒底下的教导是鲜明泼辣的礼，受教的子弟们长大起来才懂得这清平人世中为人处事的真刀真枪。我并没有被叔叔手中的尺子丈量出什么“心理缺陷”，更没有从此记恨他的严厉，所以后来到了“教育心理学”课堂上，直接质问过讲台上的老教授，难道生在美国的孩子就不犯错？犯了错怎么就不能打？
满头银发的老教授回答：“美国法律规定的是不许‘虐待’，并非不许‘杖责’，二者之间有严格的概念差别。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统计证明，从小被杖责管教的孩子，成年以后对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心更为强烈。”接着他详细解说什么年龄段可以打，什么情况下应该打、怎么打。
所谓“对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心”，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孝顺”。“棍棒底下出孝子”，中华文化的古有明训，当适用于教养所有的孩儿，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如此看来，我那一天到晚说自己没读过几天书的小叔叔，当年真可算得无师自通。我跟在祖父母身边生活十三年，十三年漫长的日升月落的光阴里，是他管束我，教导我，没有他当日的规矩，绝对成不了我今日的方圆。
只有一次，小叔下班时看见我在巷口疯玩儿，没有像往常一样大声命令我回家。他是由一个工友送回来的。
那天小叔在工厂开车床出了意外，被轧断了一根手指。伤口在工厂医务室简单地包扎过，白色的绷带被鲜血染得通红。那个工友一手搀著小叔，另一手上豁然捧著那半截断指。小叔的衣服上血迹斑斑，脸色铁青，愣是咬著牙一声不吭，他们竟然是这样一路从工厂走回来的！
所幸断指接上以后恢复得很好，小叔不久回到工厂去上班。直到文革结束，他也已经成了家，并且有了小堂妹之后，才离开那家工厂，换到一家酒店的餐饮部去工作。在那里当经理之后，小叔曾专程去五台山学过素菜烹调，据说手艺不错，可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识过。只记得小叔的刀功了得，他削苹果可以让苹果皮不仅不断，还完整地留着不掉下来。
我上高二那年暑假，祖父病危，在病榻上对陪侍一旁的我感慨，说小叔其实很会念书，少年时代受家庭背景的牵连无法升学，可惜了。因此再三嘱咐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继续念书。
等我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祖父已经看不到了，是小叔送我到学校去。他陪我注了册，到学生宿舍里帮我挂好蚊帐，又拿起被套，一股脑儿将棉胎从开口处都塞进去。然后隔著被套抓住棉胎的一角，叫我照样抓住同一边的另一角，和他一起把被子提高了拉开来，用力抖几下，被子就套好了。我到现在每次套被子还是这样照著他的葫芦画瓢，只不过和我一起抓住背角的人换成了我的女儿。
我上了大学便算是大人了。小叔叔每次到学校去看我，会给我留下一点钱，交待我好好读书，三言两语，说完就走。他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严厉，因为我也仍然不懂事，久不久要出一点状况。竹板夹肉虽然没有了，狗血喷头是免不了的。
我上大三那年，某天早上一觉醒来，突然两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学校派了车，由一位老师和同学送我去医院。路上无巧无不巧，迎头碰见骑自行车去上班的小叔。他陪着我到了医院，初步检查，张罗办手续缴费住院，从头到尾，只听他反反复复嘟囔过一句话：“怎麽会这样？怎麽会这样？”
次日小姑姑到医院来看我，说小叔为了我的病急得吃不下饭，又怕被奶奶看出破绽问起，独自端著饭碗蹲在门口掉眼泪。我听了心酸得厉害。小叔那麽刚硬坚强的一个人，当年的断指之痛都能咬牙挺住，如今……只不过是因为心疼我。
小叔就是这样的。深藏不露，不屑于拖泥带水的儿女情长。每当我遇到困难或麻烦，他总是雪中送炭的第一个人；一旦问题解决，他却不肯锦上添花。事实上，我那次在医院一住二十多天，病房每天来探视的亲友络绎不绝，而小叔再没出现过。我大学毕业以后，旋即结婚、出国，过程中各项手续繁琐得一塌糊涂，自己心裡也彷徨犹豫，感觉前途一片渺茫，还是他一步一步陪着我走过来。
我拿到护照的当天，他立刻带我上街，给我买了一块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这块当时不折不扣的名表，一直被我珍而重之地保存。到过了年我真要启程那一天，火车站台上送行的亲戚和同学黑压压站了一地，二、三十口人，唯独小叔不在其间。
我这一走，从此背井离乡。小叔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没文化，不会写信。我也实在无法想象我小叔叔那个人坐在灯下，斯斯文文、絮絮叨叨给我写信的情景。同时我知道他很忙，祖父过世以后，我们家老老少少上下三代人，全靠他当家主事，哪一天没有一箩筐琐事？我也知道他对我的关心和牵挂，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亲人少。逢年过节给他打电话，他只要问清楚我还好，没有生病，再答一句家里各人都好，不必惦记，就著急挂断，说电话费太贵。某次我告诉他，越洋电话费著实便宜下来了，多说几句没关系，他便在那头斥责我：“便宜也还不是要花钱！有事就说事，没事花这冤枉钱做什麽！”
刚到美国那些年，我先闲居在家，后来去工作，再去念书，然后教书，凡遇大事仍然先向他请示汇报。虽然他不了解美国的情况，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给我具体的帮助或实用的建议，不过这在我已经是一种成了自然的习惯。渐渐地生活和工作都趋于安稳，小叔叔对我也渐渐放心，渐渐放手。他的年纪也大了，脾气比年轻时候平和得多，和我说话基本上开始改用带句号的口吻了。
某天和小姑姑通电话，她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我说知道啊，那首歌有一阵子相当流行。姑姑说，小叔叔曾经想把这首歌翻录下来寄给我，可是又担心给我添加太重的乡愁的负荷，最后还是作罢了。
我知道小叔叔喜欢音乐。当年那一部只有一句台词，靠独唱、对唱、重唱、合唱完成整个影片剧情的电影《阿诗玛》重新公演，我曾亲眼看见他一字一句抄下全部歌词。尽管那温柔抒情的旋律和他鲁莽的粗线条似乎毫不搭调，如同“常回家看看”这首歌里，那种反反复复，近于唠叨的叮咛。
挂上电话，我到网上去搜索，电脑里播放出质朴平和，流畅舒展的调子：“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是小叔叔从来不曾直接表露过，今后恐怕也永远不会直接表露出来的温情。
让我的眼泪，毫无防备地流了满脸。
“兄弟之子，犹子也”，出于《礼记》。白话的解释通常是：兄弟的孩子，称为犹子，因此后人文章里多用“犹子”或“犹女”指代侄儿侄女。可我总觉得这句话更应该是“兄弟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意思。中国人传统的伦常，无非是天性。别人家的叔侄之间，是否能够亲密如父子父女，我不得而知，只是我家小叔叔之待我，的确只有“视如己出”四个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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