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是村里的接生婆

1973年,媽媽成為村里的接生員。正是挎著一個這樣的箱子,留這樣的短髮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鄉村有兩種職業:赤腳醫生和接生員。我媽媽就是村里的接生員。

1973年,我媽媽到區醫院接受了短暫的培訓,就成了村里接生員。那年她28歲,已有了三個孩子,第三個孩子還抱在手里,第四個孩子正在肚子里。

她接生的第一個孩子是男孩,叫王力兵,今年44歲;

她接生的最後一個孩子也是男孩,叫李丘丘,今年十七歲,生於二000年10月17日。

媽媽最後一個接生的男孩,李丘丘,今年17歲

一.媽媽的夢想

媽媽還小的時候,特別渴想有一條花裙子,就是隔壁女孩栗利美穿的那種,但這個夢想一直沒有實現。

後來,她的夢想是成為裁縫,有一部縫紉機,給人家做衣服。但這個夢想比一條花裙子的夢想更渺茫。

在她十多歲時,她的父親、我外公,常常在晚上帶著她到十多里外一個叫烏川水庫的地方去砍柴。要攀到峭壁上去,山崖下就是水庫。每次她都很害怕,怕黑,怕老虎,怕掉到下面的水庫里。砍好柴,她跟著外公下山,趁天還沒亮趕快背柴回家,心裡只祈求不要撞到任何人。

她十七歲就訂了婚。還好,她對嫁的男人很滿意。不久連生了几個孩子,她就不再有什麼想法了。

沒想到,在她二十八歲那年,人生突然出現了一個“機遇”。有一天村里的干部來找她,說村里選了她去區里接受培訓,要培養她成為接生員,她高興得不得了,激動得几晚都睡不著覺。

這一做,就做了二十七年接生員。

二.媽媽去接生的日子

我記憶中的場景常常是這樣:早晨媽媽正在煮飯,突然一個男人出現了,他叫一聲:“利姐。”媽媽馬上就知道是什麼事。她馬上把圍裙一解,背起箱子就跟著那男人出去了。

我是最大那個孩子,我就接下來把飯煮熟,然後把弟妹叫醒,張羅他們洗臉吃飯,然後喂豬,然後就帶著弟妹去上學。

有時候是深夜，睡夢中隱約聽見有人在窗外叫我媽媽,然後是媽媽開門出去的聲音,接著聽見村里狗吠的聲音……第二天一早起來,不見了媽媽,我就知道媽媽接生去了,就系上圍裙開始洗鍋、點火、煮飯。

七八歲時我已就很清楚知道:每次要煮六筒米,是一家人吃三餐的。米煮七分熟後要撈出來放到竹筲箕里過水,然後再蒸;冒熱氣了,就不要再燒旺火,要燒細火;聞到米飯香氣就要停火,但不要馬上揭開鍋蓋,要用余熱焗一焗飯,飯就更香,就會有鍋巴吃。

媽媽常常不在家。早晨、白天、深夜;晴天、雨天、下雪天;正在田里干活,或正在家中吃飯.或正在睡覺,隨時會有一個男人出現,來叫她去接生。

七八十年代是生育高峰期,隔三五天就有一個孩子出生,常常還有兩三個婦女同一天生產。1982年的農歷九月二十八,媽媽硬是跑了三家,給三個婦人接生。她清楚記得那個日子,因那天她生日。

她出去有時半天就回來了,有時遇上難產,她一去几天。我帶著几個弟妹在家,常常感覺我們像孤兒。爸爸天天參加集體勞動,一早就下田干活,放工要到菜园子種菜,家里要煮飯,洗衣,要喂豬,要張羅弟妹們洗腳洗澡。在家門口有一個大木盆,常常浸泡著一大盆衣服,有時几乎快要發臭了,那就是我們來不及洗的衣服。

我和妺妺的頭上長滿了虱子。那一年除夕夜,媽媽終於不用去接生了,她燒了一大鍋熱水來幫我和妹妹清理虱子,她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子,就是把煤油涂在我們頭髮上,用布包住一陣,然後洗掉。那一年的除夕我們就是這麼過的。

我讀高中時開始寄宿,學校里伙食極差,常吃紅薯粉絲和南瓜,粉絲里常混有老鼠屎,我們將老鼠屎撩出來後,再若無其事地吃粉絲。周未回家,大多數同學都會用玻璃瓶從家裡帶菜回學校:剁辣椒、霉豆腐、辣椒炒豆腐干、豆豉拌辣椒……我什麼也沒有帶,我回到家連我媽媽也沒見著,她正在外面接生。

三.接生費一元

七十年代,接生一個,收費一元,不論難產順產,生得快或生得慢。雖然只是一元,但仍有許多家庭拿不出這一元。生完孩子,男人很抱歉地對我媽媽說;“接生費……還需緩一緩。”大多等到年底就送過來了,也有一直拖欠的,有的孩子都讀小學了,一元接生費還沒有給,也許是忘了,也許是一直沒有。媽媽不放在心上,不去追問,曉得大家日子的難處。

二十多年接生生涯,接過的孩子應該不會少於一千,一定會有難產的,但在媽媽手上沒有過產婦和嬰孩死亡的事故。遇到沒有把握的難產,尤其是失血過多,就要送到鎮醫院,有的甚至轉到省醫院。用兩根木頭扎一個擔架,兩個男人抬著走十几里路,媽媽背著箱子跟在後面。

她走路的姿勢是嚴重的內八字,又是偏平足,但她走山路、或走鄉間泥濘小路,仍是步伐很快。

常常有產婦丈夫或公婆,磨磨蹭蹭不想送醫院,哀求我媽媽想想辦法,因為送到醫院,花費動輒上百元,等於一個農家一年的總收入,是一筆巨款,媽媽此時就變得很嚴厲和硬朗:“兩條人命,你們誰敢負責?!一定要送醫院!”

平時到家裡來找媽媽的,除了有家里快要生孩子的,還常常有其他村民,他們來向媽媽討些碘酒、紅藥水、臍粉、眼藥膏之类的藥物;遇到普通的刀傷火燙,生癤化膿,村民們都不會去醫院,他們通常找媽媽要些碘酒,洒點臍粉,涂上眼膏就算了。而那些簡單的藥物,似乎又确有奇效,臍粉能癒合創傷,眼藥膏能治好火傷和皮膚潰爛化膿等等。

媽媽無師自通又成了半個鄉村醫生。

四.計劃生育運動中的媽媽

經過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育高峰期之後,接著就迎來了八十年代未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

計劃生育運動如火如荼,比以前的任何時候更加嚴厲。農村夫婦第一胎生的如果是男孩,就必須領獨生子女證,不可再生第二胎;第一胎若是女孩,則要等几年才准生第二胎。計劃生育的成績不單關乎每一個基層干部的仕途,還是鄉鎮政績考核的關鍵指標。

甚至有基層政府下令,所有醫院和接生婆不准為沒有領取准生證的產婦接生。

如此嚴厲政策之下,還是有偷生超生的人。有的是意外懷孕,也有的是有意想多生一個的。

若有村婦沒有准生證而懷孕了,一旦發現,馬上要去引產;若不去,就可能招致拆屋後果。

1989年的某一天,鄰村一位沒有准生證的孕婦被人舉報了,鎮計生辦帶工作組前去捉拿孕婦引產。但那家人交不出人來;然後開始喊話,要孕婦自首,但還是找不到人,然後就開始拆屋。屋頂上的瓦揭了一半,躲在附近油菜田里的孕婦居然不忍心房子被拆,跑了出來。房子保住了,孕婦去醫院做了引產。此時離預產期只差几天。

鄰村一位年輕女孩愛上一個已有兩個孩子的喪妻男子,去領結婚證,計劃生育辦說,已有兩個孩子,不能再生,先結扎再領證。後來女孩硬是先去做了結扎手術才領到了結婚證。

計劃生育,也許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漸行漸遠的名詞,對現在已失去生育意願的年輕一代來說,“計劃生育”這個名詞變得荒謬可笑,甚至不可理喻。其實,這些事并不遙遠,不過發生在二十多年前,活生生地。

那個年代,一些夜晚,常常有男人帶著妻子偷偷摸摸來到我們家來。媽媽心神領會,她帶女人到里屋的房間,在那裡給她做產前檢查。媽媽不會舉報他們,他們知道。

她常被超生的產婦偷偷叫去接生,雖然有明文規定不准為沒有准生證的孕婦接生,但媽媽覺得,幫一個生孩子的女人接生是天經地義的事。

有一天深夜,一個男人從很遠的鄰縣來找我媽媽,我媽媽根本不認識他。他的女人此刻正躲在山上的一個廢棄的防空洞里生孩子,已發作几天了,還沒生下來,沒有接生婆肯接,因沒有准生證,是超生的,男人更不敢將孕婦送往醫院。

媽媽在深夜起來,跟著這個素不相識的男人,翻過几座山,來到一個山洞里,為這個痛苦的女人接生。經過相當驚險的周折,孩子生下來,母子平安。

也許是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了顯著效果,也許是生育的高峰期已過,村民們似乎突然失去了生育意欲。整個九十年代,村里出生的人口屈指可數,媽媽忙碌的接生生涯漸漸拉下帷幕。2000年10月17日,是媽媽最後一次接生。至此,她二十七年的接生員生涯正式結束。

五.為什麼我沒有繼承衣缽成為接生婆?

那一年我沒有考上大學。

當時我完全可以回村繼承我媽媽的衣缽,要求我媽媽培養我成為一個年輕的新一代鄉村接生婆。後來村民生育率下降,又多去醫院分娩,我就可以自然地過渡成為村婦女主任,那麼此刻,我應該就是村里的中年婦女主任了。

但我媽媽不讓。

當我上小學時,國家恢復了高考。我媽媽悄悄對正上小學的我說:“妹子,要攢勁讀書,現在我們農村人有出路了,可以考大學了。”

甚至我們母女間還有一次這樣的私密對話,我記得是在一個月光很好的晚上,我陪她一起去探訪生產不久的產婦,走在鄉間的路上,她對我說:“你如果讀了大學,將來你就可以選擇和自己喜歡的人結婚,而不是由別人來選你。”

她的話翻譯成新世代語言就是:你有實力你說了算,你沒實力別人說了算。

後來,我硬是被我媽媽逼著考上了大學,結果就是,香港大都市里多了一個極平凡的女人;而我們村里,卻失去了一個很有潛質的婦女主任。

其實我很有潛質成為村里的優秀婦女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