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开往北京的高铁上，我和老公一直在搜索“商住房”的消息。几乎所有的热点文章，都将商办类房产贬得一文不值。那些“预计价格将下跌30%，成交量下降90%”的字眼，狠狠地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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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房，这个十多年前兴起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特殊产物，以其低价格、不限购的特性，受到外地户籍购房者的热烈追捧。尤其是在房价较高、购房资质严苛的北京，它似乎给“北漂”们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然而，相较于住宅，商住房产权期短，住房密度高，加上商业标准的电价、不通燃气等硬性条件，其实并不适宜居住。更为关键的是，商住房其实一直游走在法律和政策的灰色地带——其土地性质属于商业、办公用地，却被包装成住宅进行出售。
2017年3月26日，北京的政策大锤击向了商办类市场。一夜之间，市场冰冻，开发商惶恐，中介哑然，身处其中的买家和卖家，只能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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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下旬，我和老公回到武汉，完成了一件大事：买下我们婚后的第一套商品住宅。
办完购房手续后，返京的前一晚，我正在酒店里啃着鸭脖，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老公则去和他久别的朋友们聚餐喝酒，各自享受着难得的一点轻松自在。
手机提示音响起，一条即时新闻弹了出来：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
直觉告诉我，这信息与我有关，拿起手机仔细一看：“已销售的商办类项目再次上市出售时，可出售给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也可出售给个人，个人购买应当符合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且在京已连续五年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紧，几乎同时，收到了老公发来的微信：“咱们的卖房合同，估计要泡汤了。”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春节刚过，北京楼市持续升温，就连出身并不正统的“商住房”身价也蹭蹭上涨，我和老公2012年在通州买的商住房，此时的房价比购入时已翻了将近一倍。我俩隐约感到，或许我们也能在这次楼市红利期分上一杯羹。
也正是这个契机，让我们开始仔细思考自身的处境和家庭的未来：我和老公都来自湖北的三线小城，在北京“漂”了近10年，我在外企工作，期间还出国工作两年，他从事广告行业，工作压力都不小；而我俩的工资却并未如预想的高，还了房贷、车贷、信用卡后，每月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微乎其微，自身生活质量堪忧，更别提孝敬双方父母了；再者，我俩都年过30岁，计划在近两年要宝宝了，手里这套商住房，不仅没有配套学区，孩子将来上学会成问题，而且房子室内面积只有70多平，如果父母来帮忙带孩子，如何居住也会是大麻烦。
反之，若是趁现在北京房价高卖掉这套房子，回到武汉买套正规的学区住宅，这些问题应该都能迎刃而解。
鉴于此，我和老公很快达成一致：离开北京，回武汉安安稳稳过日子。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便是卖掉北京的房子，到武汉贷款买一套住宅。再用剩余的钱，全款给双方父母在老家各买一套新房，让父母颐养天年，一步到位地表达下多年未尽的孝心。
当时，在通州的这套商住房已经被我们出租近3个月——因为住在此处，我和老公每天上班单程的通勤时间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实在无法应付日益增加的工作量。我们在双方公司折中的位置租了一个“老破小”，可这套商住房的房租收入，还抵不上市区房租的一半。
我打电话给之前因租房认识的中介小陈，问了问通州房价最新的行情后，告诉他，我可能要卖房，张口就报了一个较高的心理价位，并委托他代理出售。小陈在电话那头连连称好，让我放心。我心里清楚：在疯狂高热的楼市下，卖出这套小房子的佣金，比他做一年租房赚的提成还多，中介就指望像我们这样的客户过好日子了。
售房的消息一出，我便收到源源不断的看房请求。眼见楼市火热的苗头越窜越旺，对于那些购买意愿不太强烈、还讨价还价的“下家”，我在电话里便直接拒绝了，只留下那些态度诚恳的买家。
卖房的同时，老公也时刻关注着已经看中的武汉某知名开发商品牌的住宅项目。销售告知，这个楼盘3月底就要开盘了，预计2018年交房。我和老公盘算着：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一拿到卖房赚的钱，就立刻在武汉买房，争取不动用父母账上的养老钱。
为了腾出时间处理买房、卖房那些繁琐的流程，老公干脆辞掉工作，一心一意关注起两地的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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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我刚下班，小陈来电话了：“姐，我找到了一个靠谱的客户，他刚刚卖了一套位于燕郊的住宅，手里有钱，对您的报价也没有意见，明天你能过来谈一下吗？”
我一听，立刻跟领导请了年假，次日一早就从市中心的出租屋里赶到了通州的中介门店。
看着对面沙发上同龄的单身无房北漂男，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迅速在我心里升腾起来。几句寒暄后，得知这个买家来自东北农村，想在我们楼里租房和朋友合伙做小买卖。因为想在北京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又要规避社保和个税的限制，这种既能居住又能注册公司的商住房，十分符合他的需求。
想到楼市如此火热，这个男人钱捏在手上，一定买房心切。抓住对方这种心理，我不接受价格让步的决心又坚定了一些。可我又担心，若是一点都不讲情面，或许会把这个手里有钱的买家给生生赶跑——毕竟，在我们小区挂牌出售的类似房源有几十套，万一对方不愉快，要选到其他满意的房子也不难，反而是我们，急需卖房款回老家买房。
心里正纠结如何谈判，买家开口就切入正题了：“我看了您屋里的装修，并不是十分适合开公司，回头我肯定还得重新规整一下，手里的钱确实有点紧张的。您如果能适当降低价格，我今天就能签合同，马上支付定金。”
我用满脸真诚回复道：“这房子是我父母亲自装修的，完全为了自住，选的都是最环保的材料。而且，你看我们的朝向和地段，还有门口的宽敞空间，都是同楼层里最好的，房子在车库正上方，窗户上要挂广告牌，效果肯定非常不错，最适合你们这样的生意人了。”
其实，我们的房子并没什么特别，公婆自己设计的装修风格以及所选材料，都是经济实惠的。可我想起他们当年在酷暑里装修的那大半个月，就觉得房子值这个价。
“您考虑下吧，其实我们的报价已经很合适了，如果您不是特别需要，我们也可以继续出租的，并不着急卖掉，我也不想浪费大家时间。”说完，我佯装要起身离去。
小陈招呼了一下买家，连忙把我拉到门口：“姐，这客户真心想买，是我老顾客了，一直在我这儿租房，都是邻居，你考虑一下，少个一两万意思下，没准儿就成交了。他手里有钱，跟他提出多付点首付，今天就可以拿到定金了。你再犹豫，万一到时候政策改变，这房子可能就不好卖了。”
我心知肚明，他无非是想赶快促成交易赚取佣金。北京房子不好卖的现象，大概是不存在的。
“我自己做不了主，跟我老公商量一下吧。”我朝楼梯间一个僻静的角落走去，拨通了老公的电话。小陈着急地看着我，在门口踱步。这是我和老公商量的对策：我先单独和买家协商，如果遭遇还价，为了显示诚意，给双方保留点商谈的余地，我就致电老公让他在电话那头做决定。
挂断电话，我回到中介门口，向小陈十分坚定地表明了立场：“我跟老公商量过了，280万，一分都不能少。”
买家思虑片刻后，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当即决定要签购房意向书，并支付定金。
从决定卖房到敲定成交价，还不到一周时间，连讨价还价的力气都省了。我和老公算了算，5年前买房成本大约100万，这套房子自己还住了几年，若能顺利卖出，轻松就能赚100多万。
我第一次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尽管这套商住房的总价连北京城区一套“老破小”学区房的零头都比不上，但对我们两家小城市的工薪阶层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菲的资产。乘着“北京副中心”的政策东风，误打误撞购买的刚需房，在朋友眼里被吹捧成颇具眼光的“价值投资”，我们不由得生出一股得意之情。
签完购买意向书，买家当场打给我10万元定金。三方约定，第二天一早来中介签订购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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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1个小时的地铁回到城区的出租屋，我和老公拿出纸笔，有板有眼地计算起来：卖出这套房子的钱，拿出1/4在武汉付个首付，再给两边父母各1/4，用来换掉迟迟等不来拆迁的旧房子。剩余的钱，换台好车，在二线城市享受生活不成问题。想着以后不用在北京挤地铁上班苦哈哈地熬日子，心里充满了动力和希望。
晚饭后，我对小陈根据模板拟的合同字斟句酌，除了确认关键数字，对那些固定性措辞，我也反复推敲，确认三遍之后，心想还是找个有经验的人把关为好。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好友林姐。
林姐是我以前的同事，比我大十多岁，算是半个老乡。她家底颇丰，在北京市区有好几处房产。据我所知，她的先生在金融行业任职高管，是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属于“高净值”的成功人士。
尽管和我的阶层有着天壤之别，却因工作的机缘，林姐把我当成可以诉说心事的好朋友，时不时关心下我的生活。我便把合同发给了林姐，不到10分钟，她的电话就拨了过来。
“珊珊，不错啊，当初就说你买通州房子非常有眼光，现在马上就要兑现了。恭喜呀！咱们姐妹真是心有灵犀，我最近也在卖房子，现在就等网签。等办完这事，我们好好聚聚啊。我看了你这个合同，没什么问题，你全权委托中介办就行了，自己别操那么多心，北京还是很正规的。你先收个定金和首付款，再督促中介去预约办理网签。最近楼市这么火，估计排队都得一两个月呢。”
听到林姐说合同“没问题”，我才彻底放了心。
第二天上午，我和老公赶早来到了通州，3月的北京春光明媚，我们的心情也豁然开朗。到了中介门店，在电脑前打开合同，我们再次过目。确认无误后，白纸黑字的合同上，买家、中介、我和老公，一一签名并按上了手印。卖房的流程，算是完成了第一步。
根据合同约定，买家十分爽快地表示当天会支付50万元首付款。加上前一天的定金，60万元的首付款，一半将用来归还这间商住房未结清的贷款，另一半用来回武汉买房。听说我们要回老家买房子，买家还表达了“衷心”的祝愿。
眼看卖房赚钱的好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并没打算将惊喜留到最后，回到城区的出租屋，我兴奋地跟爸妈连通了视频，向他们透露出房子签约的好消息，并且告诉他们，我和老公打算在老家给他们换套新房。爸妈那套建于80年代的老房子，早已残破不堪，想要有套像样的新房，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望。
如预料之中，爸妈听说要给他们买房，激动得难以置信。
处理完手头的要紧事后，我和老公带齐买房的所有资料，还有刚刚打进账上的首付款，当晚就坐上了回武汉的高铁，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一步的重要行动——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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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中的楼盘，位于武汉市郊的新技术开发区，没有地铁，离市中心得40分钟车程，但环境舒适，依山傍水，有不错的学区，是个适合居住生活的好地方。
正式开盘的前两天，公婆从老家来到武汉，我们一家四口一起来到了售楼中心。
由于认筹人数连续增长，开发商开始“发号”接待。摩肩擦踵的售楼大厅里，“地铁规划、500强后台基地、高端养老社区”等醒目的宣传语随处可见。售楼处里火爆的场景，让我对武汉楼市的热度有了新的认识。
销售经理向大家介绍：为了保证“公平”，这次将采用“在线开盘”的形式进行认购，每个购房者或家庭只能分配到一个账号，能不能抢到自己中意的房型，全凭网速和运气。
我不以为意，心想有钱在手还怕买不到房吗？老公小声嘀咕：两年前他和朋友来看楼盘，当时房价还不到现在的一半，销售都是求着看客们留下电话和资料的。不到两年光景，情势竟然扭转了。
我仔细观察了下周边的人群，有操着本地口音的一家老小，也有像我和老公一样讲普通话的“新武汉人”，怎么看都不像“托儿”。
排队1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缴纳认筹款。缴完认筹款后，我们拿到了“在线摇号”的账号。
当晚，在酒店的小房间里，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熟悉”这套“在线抢房”系统——这是买房前最后一次“模拟抢房”：7点刚过，从抢房按钮亮起到显示结果，大约只有两三秒钟时间，200多套房屋被“一抢而空”。我们4人手机屏幕上砰砰地弹出提示：“很遗憾，您关注的房源已被售出！”
老公坐不住了，连忙拨通了销售员小周的电话：“哥们儿，我真不知道有这么难啊。我大老远从北京跑回来，工作都辞了，就为了买你们的楼盘，你能不能帮我操作一下？我愿意出一些费用。拜托了！”
小周明确拒绝了“违规操作”的请求，老公又说了半天好话软磨硬泡，小周终于同意“如果到时有空，你们把登陆账号给我，也帮忙抢一抢”。
老公连声称谢，挂掉小周的电话后，又一轮电话轰炸他在武汉的朋友们。听说我们要回来买房，兄弟们都表示“义不容辞”，愿意推掉一切应酬帮忙“抢房”。
正式开盘当日的傍晚6点，系统提前1小时开放，给认筹客户最后的选房时间。老公匆忙出发去见朋友，我和公婆继续在酒店房间盯着手机。
想象着手机屏幕后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我心里没有底气。选房时刻即将到来，我看了眼婆婆手机上显示的倒计时秒数，竟然比我少了两秒钟。没等我反应过来，手机上又弹出那条恼人的提示：“很遗憾，您关注的房源已被售出。”
“没抢到。”婆婆也发出了一声叹息。
公公的手机，因为更加“不智能”，毫无悬念地被淘汰出局。
我们3人正唉声叹气时，老公的电话打来了：“老婆！告诉你个好消息！小周刚给我来电话，他帮我们抢到了！你快在手机上看一下。”
我赶忙在手机上点进“个人中心”，系统已显示名下成功签中了一套房，就是我们要的大户型，唯一遗憾的是，房子是接近顶层的高楼层。
在经历了刚刚的失败后，全家对这个结果意外地满意。
第二天，我们兴致勃勃来到了签约大厅，想着还会有卖房的尾款进账，为了缓解还贷压力，临时决定提高首付比例，将北京通州那套房子的买家首付款剩下的30万全部算上后，还差一点缺口，我赶紧给老家的爸妈打了电话，让他们把钱转给我，等卖房款到账后再还给他们。
不到10分钟，款项就到账了。
买房手续办理妥当后，公婆买了当晚回老家的火车票。出发前，我们找了个像样的饭馆，吃了几日以来唯一的一次正餐。那顿饭吃得特别香。
“爸妈，这几天辛苦了。等我们回北京把房子的事情搞定后，再请假回来给你们买房。”我和老公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但就在当晚，还沉浸在卖房买房“双喜临门”中的我们，就收到了那纸沉重的“商住房”限购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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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开往北京的高铁上，我和老公一直在搜索“商住房”的消息。几乎所有的热点文章，都将商办类房产贬得一文不值。那些“预计价格将下跌30%，成交量下降90%”的字眼，狠狠地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我爸看到新闻后，也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担心我们的房子出问题。不知是高铁上信号不好，还是我爸很失望，没说几句，通话就断了。短短几天之内，让爸妈经历这么大的心理落差，还不如之前不给他们“希望”好，我对提前告诉爸妈买房消息的举动十分懊悔。
回到北京，我立马联系上中介。很快，小陈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政策一出，那个买家已经失去了购买商住房的资格，合同无法继续。按购房合同条款，这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买家主动违约，买家和中介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合作自动失效，我们必须在3天内退回买家此前支付的60万首付款。
得知这个消息，我和老公脑袋发晕——60万元首付款，已经一分不剩。
“快查查我们账上有多少钱？”老公火急火燎地提醒我。
作为月光族，一向都将每月工资奉献给了信用卡、房贷了。活期账户上可支配的现金，仅够两个月的生活费，稍微大额的应急款项都没有。再想想下个月就要开始还武汉的房贷，更是雪上加霜。
眼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借钱。
一想到借钱，我俩开始犯愁：自工作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再伸手找父母要过生活费，可但凡遇到买房买车的“大事”，从来都是天经地义地“啃老”，从没有遇到过要自己出面借钱的特殊情况。这笔不小的借债，该如何向朋友开口？
我爸妈的存款都给我们凑武汉房子的首付了，我们不得不将难题再次抛向精明强干的公婆。得知我们卖房遇到了阻碍，二老并没有抱怨责怪，只是安慰了我们几句，就揽下了这笔沉重的负担。
两天后，婆婆把20万元现金打到了我账户上。借款来自公公的一个亲戚，这笔“民间借贷”需要收取一定利息。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利息由我和老公来承担，本金则由公公婆婆来还。
连信用卡都没有的老公，第一次拉下面子，向自己在武汉的朋友们寻求帮助。幸运的是，有个够意思的兄弟用自己的信用卡取了10万元，当天就打了过来。就在几天前，听说我们卖掉了北京房子，那个朋友还开玩笑地提到，要跟我们借钱在武汉买房。
剩下的30万元资金缺口，我也得想办法动用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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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办公室上班那天，热心的同事过来问候我：“听说你回去买房了？不错，在北京挣钱，老家买二套房，挺有想法的。不像我们，在北京买三套四套已经没钱啦，想买外地又限购……”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关心”，我无暇顾及，只随便应付了几句，就赶忙溜出去打电话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林姐。以林姐家的经济实力，估计找她帮忙不成问题。唯一令我担心的是，纯粹的朋友将变成债主，我和林姐今后相处可能不会那么自在了。
最近忙着卖房的林姐没心思听我的铺垫，没聊几句就直接消灭了我的尴尬：“你就是需要借钱呗？你说个数，我回去跟你姐夫商量一下！”
想不到林姐这么干脆爽快，我如释重负，报了数目，千恩万谢地挂掉了电话。
下午，林姐的电话打了过来。她跟老公商量后，说只能给我两个月的借款期限，不收取任何利息，两个月后归还全部本金就行。我估算着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应该可以去做房产抵押和信用借款，还上这笔钱应该没问题。再次表示感谢后，我承诺当晚将借款合同拟给林姐过目。
下班回家，我打开电脑迅速拟好了借款合同，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后，我用微信发给了林姐。
“好的，我先生出差今晚才回来，等他看了后我再回复你。”就像前不久帮我审核卖房合同那样，林姐非常及时地回复了。
大约晚上11点多，我等来了林姐的消息，修改的合同中加上了一条：“如借款人未按时归还本金，将于2017年X月X日起，以全部贷款本金的万分之X按日计息，直到借款人归还全部本金和利息为止。”
由于林姐之前口头表示不收取利息，我没把关于利息的条款写进合同里。林姐的老公在金融界驰骋多年，对待金钱的态度十分谨慎，哪怕是朋友之间的口头之约，在他眼里都是潜在的风险。
林姐能帮我解燃眉之急，我当然无权对合同有任何疑义，连忙按她的意思修改好，发了过去。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早点办把，我看你也很着急。明天早上9点，你把合同带来，在X行XX支行见面。”
收到林姐的回复，已经深夜，我终于睡了几天来的一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公按时到了约定地点。在那家银行大厅门口，穿着优雅的林姐已经等候了一阵。平日里和林姐见面的理由都是因她张罗请朋友们聚餐，今天作为债主和借款人会面，让我感到有些尴尬和不自在。
林姐大概因为最近卖房子很是闹心，没有平时活泼健谈的劲头，见到我来了，顺手指了下她的先生：“看，你姐夫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刚好约了买家来贷款网签。我就想着喊你正好来把借款办了。”
我沿着林姐指的方向朝二楼望去，高高在上的“姐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礼貌地跟我们点了下头。
“谢谢X总！”因为很少见面，我使用了商务场合正式的称呼。
林姐老公没有多说，便和买他们房的客户进屋去办理手续了。我和老公以及林姐在银行大厅找了张小圆桌坐下，在合同上签了各自姓名，并按上手印。
正式流程走完后，林姐又把话题拉回到房子上：“珊珊，你和老公还真的很厉害啊，我跟姐夫讲了你们买房的经历，他都觉得你们胆子太大！不过话说回来，富贵险中求啊，你们买那套房子不会亏的。努力挣钱吧！”
林姐这番话，让我尴尬得无言以对。
按照合同约定，林姐当场给我打款。她对手机银行界面不太熟悉，毫不避讳在我面前暴露个人隐私，让我在手机上指导她操作。我看到她活期账户上七位数的余额，心想我借的钱，可能只是林姐银行卡里的小零头，但可真是帮了我大忙。
钱款到账后，林姐跟我一起走到地铁去上班。也许最近事情太多了，一路上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回忆起原来在单位时候的旧光景。只言片语中，谈论的都是房子的事情。
林姐抱怨起她最近的卖房经历。她的买家是一对在北京扎根多年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善条件，也是边卖旧、边换新，险些因为这次新政里“首付比例要求”的提高而让交易泡汤。幸好在政策出台前赶上了网签，房子以当月小区的第二高价成交，林姐也因为及时出手而获得了满意的回报。
只是，让林姐闹心的是，她的热心和善良被买家利用，新的女主人借着有孕在身，提前“攻占”了林姐的房子，给将要搬离的租户造成了不少麻烦。林姐为这事，没少在其中周旋，弄得身心疲惫。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烦恼的林姐，幸好我们没一会儿就走到了地铁站，匆匆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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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3天，老公已被买家的催款电话骚扰得不厌其烦。林姐的汇款到账后，买家、中介、我和老公，又重新聚在了中介的门店里，在小陈的见证下，我们和买家签署了购房合同终止协议。
买家无奈地说道：“唉，以为终于在北京买到房了，没想到还是给我挡了出去。”说完，他又对我们欠债在老家买房的经历表示“同情”。
当初签订卖房合同时皆大欢喜的场景，此刻早已荡然无存：我和老公用他这笔“过桥资金”孤注一掷，换来了在武汉的一套房子，却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中介面对买家退信息费的要求，满脸的不乐意——更要命的是，靠经营周边大量“商住房”照护生意的日子，以后将十分艰难了。
“326限购政策”确实有效地打击了虚高的商住房价格，第一次让人们认清了这类“非住宅”项目的泡沫，也消灭了非京籍无五年社保（个税）条件的人群在北京买房的可能性。我们“衣锦还乡”的计划，也被无限期地搁浅了。老公迅速找了份新工作，还好我的同事们只知道我回家买房，不知我北京卖房，算避免了尴尬。
接下来2个月内，我打遍了所有大小银行的信贷部电话，无一例外地，每一家都明确停止了对“商住房”的抵押贷款业务，失去流动性的“商住房”，价值早已一落千丈。
离给林姐还款的日子还有一星期，公婆又通过之前借钱的那位亲戚，以略高于之前的利率，又借来了20万元。我拿出自己的几张信用卡，凭着“良好的”信用记录，凑到了20万元。
老公将之前从朋友那里借的10万，立刻还了回去。
在和林姐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前一天，我把30万元汇给了林姐，在她微信上留了言。跟前几次一样，林姐及时回复了我的信息：“珊珊，谢谢你！姐姐为有你这么讲信用的朋友而高兴！”
和林姐解除了债务关系后，我终于松了口气。可是，又隐约感觉到我们的关系会和以前不一样了——欠银行的钱，可以慢慢还，欠的人情，不知道何时才可以还清。
背上这些“信用借款”后，每月的房贷、信用借款本金和利息，加上亲戚“民间借贷”的利息，我把这些账目都做成表格，清晰地列出了每项的还款日期，提醒自己按时还款。这些债务和利息，已经消耗掉一个人的工资，剩下的一份工资，还需要负担城里的租房和每月生活开销。找亲戚借的60万本金，还都是勤劳的公婆帮我们扛着。
借贷信息清清楚楚地提醒我们：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摆脱这笔沉重的负担。
自从“负资产”以来，我和老公开始节约起来。我开始关心起超市和菜场的菜价，渐渐增加了在家做饭的次数。老公也尽量避免了不必要的应酬和人情往来，本来生活就十分乏味的我们，取消了仅有的娱乐活动，每月只想着在规定的日期按时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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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庆长假，我和老公回家看望父母。
回到熟悉的老家小屋，竟然看见公公在家忙碌着收拾，退休几年的婆婆却不见踪影。
“你妈忙得很，她还在上班。今天我带你们出去吃饭，这附近有家小馆子，便宜又好吃，每人才不到10块钱！”看到我们回来，公公一副高兴的神色，丝毫没提半年前买房借钱的事。
假期的几天，少了婆婆在家的时光，显得特别冷清——每天我和老公早上还没起床，婆婆就悄然留下了一整天的丰盛饭菜，离家上班了；直到晚上10点多，一身疲惫的她回到家，跟我们简单说几句话后，就累倒休息了。
从公公口中得知，在三线小城里，这种比年轻人还拼命的生活节奏，她已经坚持大半年。
我和老公再三追问，终于打听出婆婆神秘的“第二职业”：因为擅长与人打交道，退休好几年的婆婆被老单位招了回去做“思想工作”——就是劝拆迁户早日签合同搬迁。每完成一户签约，婆婆就能得到几百元的提成，这对于退休后的老人家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婆婆每天上班路上来回要1个多小时，还要走街串巷地奔波，跟各种人打交道，遇到难“搞定”的人和事，磨破嘴皮都不一定奏效。虽然这活儿比她退休前的工作要辛苦很多，但是为了帮我们还债，她做起来十分有动力，“业绩”也非常好。
整个国庆假期里，婆婆没有一天休息，一家人甚至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顿饭。短暂的假期一晃而过，我和老公又依依不舍地回北京了。
在家庭群里，时不时收到婆婆的信息：“这个月我又签了XX单合同，赚了XX块钱。”
我和老公心里清楚，婆婆向我们展示她的“战绩”，是在安慰我们：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好工作，家里的债务不用操心。
欠父母的情，大概这一世都无法还清了。
2018年，我们还是在父母坚定的支持下，迎来了期待许久的宝宝，虽然孕期也在惦记着还债的事，但好在工资也有所增长，前后并未增加多少额外的开支。
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后，林姐经常从西边穿越半座北京城来看望我，还给我带来了很多婴儿用品。之前借债的事情，她没再多提，我们的关系好像又回到了从前。9月，林姐在离我租住的房子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高档二手住宅，虽然近两年卖出房子赚的钱又成了别人口袋里的收益，但林姐说，“拼搏得这么辛苦，就是为了和家人生活得更好嘛”。
林姐对生活的热爱，也时常鼓舞着我。我相信，只要努力坚持，总是会走过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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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全家为买房背了近两年的债务终于清零。手机银行的信息提示我，凭着“良好的”还款记录，我的信用额度提高到XX万元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想体验这么快捷的信贷服务了。
春节前夕，代理给中介继续出租的那套通州商住房合同到期，我们全家人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城区又搬回了通州，在这里迎接宝宝的第一个新年。
“虽然面积小了点，位置偏僻点，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是踏实多了！”回到自己一手装起来的房子里、来照顾宝宝几个月的婆婆说，她在北京第一次有了归属感。
而再次站在自己的家门口时，我感慨万千。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真正的家，我对它很有感情，但生活在其间的诸多不便，我也早有体会。只是，未曾想到，这个父母为我们“北漂”生活打造的暂居之地，如今又要成为一家三代的容身之所，将见证宝宝的成长过程，也将见证我处理新的麻烦和问题。
我时常抱着宝宝站在窗前，望着对面郁郁葱葱的花园小区，羡慕着里面嬉戏玩耍的孩子们。他们的住宅小区，配套的是旁边优质的学区，而我们的商住房，却无法享受学区资源。当年购房时价格差不多的对面住宅，现在的身价翻了五六倍，已然不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更何况，一直在朝阳区工作的我们，也满足不了通州区5年社保或个税的限购条件。
我常跟老公不无惋惜地感叹道：“如果当初没有限购，我们在对面买间正规的住宅，该多好啊！”
老公却更加懊悔地说：“如果我们能赶在政策出台前，早点下决心把这个商住房卖了，应该更好吧！”
去年夏天，武汉的新房如期交付。因为交通不便，房子也并未出租出去，一直空置至今。其房价，近两年涨幅也十分有限。
如今北京楼市有回暖的迹象，但对于商办类住房的政策一直没变。我偶尔刷下中介的APP，我们小区的房子，成交量微乎其微，成交价格更是不复当年。
我有时想，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卖掉这套房子，回老家过上安稳的生活。
作者 | 夕阳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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