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这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为“教育暴力”行为所包装的“铠甲”。
中国古代的学堂中常备戒尺，戒尺是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也叫做“尺”，它是用两只木块制成的。两木一仰一俯。仰者在下，长七寸六分、厚六分、濶一寸分馀，下面四边有缕面。俯者在上，长七寸四分、厚五分馀、濶一寸，上面四边有缕面。上木正中竖安木钮一只，钮长二寸五分、高七分，捉钮敲击下木。这种“尺”，是在“皈依、剃度、传戒、说法”、以及“瑜伽焰口施食”等等的仪节中使用的。
也就是说，“戒尺”是为教育领域量身定做的刑具，打手板成为约定成俗的刑罚，而教书先生则成为“判刑”的法官，打几下，打多少全有先生裁决。
在古代教育中，体罚和打手板几乎是每个学生成长中都要“领教”的，但奇怪的是，戒尺不仅是惩罚坏学生的劣迹，同时也打在好学生的手上。就像一部黑白老片里所述，私塾先生打了那顽劣学生五下手板后，让没犯错误的好学生也伸出手来，好学生问道：“我没错，先生为何打我？”先生曰：“打你是为了让你记住，此种错误不可犯也！”
如此看来，古代教育者认为挨打是教育的一部分，其边界已经超出了惩罚和威慑的范畴，荀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因此，人们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有意的施加“痛楚”，人为的“苦”其心志，“痛”其体肤，对人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
一路顺风顺水，从小到大都表现优良而从未受到先生和家长责罚的人，如同娇贵的花朵，来到江湖上，那娇嫩的枝杈又怎能承受的了风霜雨雪，从未挨过打的，从未被骂过的人，对于人生挫折和无端的侮辱究竟能抵御几许呢？
然而，和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今天的很多家长、教师为了让好学生也挨点打，尝试痛苦，通常会找借口，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去打那个好学生，虽然起到了“痛”其体肤之用，却无法“苦”其心志，因为好学生会迷惑和自我怀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打。反倒不如文中所述那位古代私塾的老先生，说明白：“你没有错，我打你不是为了惩罚你，而是让你提高注意力，敲响警钟，同时也历练你，承受痛苦的能量。”
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戒尺制度，是和封建教育息息相关的，封建教育讲求的是忠君明理，听话守则，这在教育过程中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可强力塑造品行优秀之人，然而，弊端也同样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会令学生过分听话，束缚其想象力和创造意识。并严重压抑反抗精神，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四千余年，色还会结构改革落后于西方国家，教育的弊端有不可推卸之责。
现代化社会是伴随着民主、自由而生的社会体系，以人为本成为社会共识，人权受到法律保护也被普遍认识到，由此给教育界带来的冲击便是，教师不敢再打学生了，因为那样做会惹祸上身，被举报，投诉甚至起诉。
此刻，教育的目的也从忠君明理转向了“做一个有用的人才”，这方面，那么，既然我要做有用的人，且受到法律保护，教师也没有权利规定我怎么对社会有用，也无权惩罚我。
这样的形势下，人性充分释放，让人权更有保障，人的思维更自由活跃，但与此同时，学生却没有变得更强大，反而会显得更弱小，因为当人权无限放大的后果是“过分自重”，而人一旦过分自重，就会“过分保养”以及“过分尊贵”，因此，人变得更“易碎”了。
不但如此，现代教育向一个相反的形势转变，即教育中无暴力论，这个论调占了社会上的主流声音，想必都是和近现代的人权和法律意识相关。
然而，古人云：“人之初，性本恶”，姑且不论对和错，从科学理论来讲，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个性，有的人不需要打就明白事理，有的人不打就会胡作非为，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就是说明人之初胆大包天，无知无畏吗，在应付此种复杂情况下，暴力手段其实是教育领域不可缺少的手段。
只是，如今教育过程中的暴力已经变得十分微弱，比如虚张声势的拍桌子，比如声音很大却无法让学生肉疼的训斥等等，但是，这种软弱的暴力已经无法震慑真正想逆天的学生了，现实生活里就有被教师训了几句，就直接开门走了，声称：“大不了不念了！”甚至出现过学生和教师“对打”的情况。
这也许就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法制和意识形态衔接上的不稳定状况，不仅在教育领域，有无数的例子表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文明和野蛮并不应该做一个泾渭分明的了断，现代和古时也不该做彻底的断绝。在发扬人权，释放人性的当代，仍然要正视暴力在某些领域中不可估量的分量，而且不可以用道德和法律来去辩论，因为一旦用上了现代意识的道德评判和法律的硬标准去争辩，这个题目就不值一提了。
然而，刨除这些，就现实来说，一点暴力都没有会极大的增加管理成本，并出现无数血淋林的教训，我们应该给暴力一点存在的空间，并随时监督和控制这它，不去讨论它的道德属性，不在法律的标准上搞一刀切，而是柔性的对待，谨慎的观察，过分则止，不足则补，让这个社会系统更加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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