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创造了两个关于知青的名词，一个是”上山下乡知青”，指吃国家粮青年（与知识水平无关）到农村生活，一个是“回乡知青“，指农村娃高中毕业回家乡生活。
1976年7月，刚满16岁不久的我从东方红中学高中毕业。同届安福公社附夹大队有7名同学，个子高大的同班（机电班）朱道平同学分到公社当拖拉机手，其余6人作回乡知青回到家里，根正苗红的宋叔林同学一回大队即安排做大队通讯员并筹备架设全大队连生产队广播线路，我和其余4人回到家务农。
东方红中学副校长尹华兰老师几乎同时来我们大队任三分之一（工作队）队长，驻扎在我家。回乡时正值汛期，我被安排在大队大堤指挥所（油厂）守防汛电话（两人轮班），与民兵营长李玉贵等吃住在油厂。不到一月的汛期一过，安福公社举办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培训班，李玉贵安排我与他一同参加。那次进行了一个多月，主要是东方红中学政治老师讲课（由于读高中时是学专业，我不认识该老师），也有公社领导讲解。我笔记都作了好几本，更加加深了对毛主席的崇拜，也朦朦胧胧懂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内容。
学习班结束回到家，伊老师告诉我，宋叔林当大队会计去了，大队需重新安排人当广播员，她会力荐我，问我愿意不，我说，我高中读的就是机电班，专业对口，很愿意。大队开支委会讨论广播员人选，开始人选不是我，伊老师据理力争，说我高中学的就是机电，又是班上团支书，并提议我还担任大队团支书。工作队长是公社派来的，支委会只得同意伊老师意见，我走马上任了。
我的任务主要是三个，守电话（摇把电话，白天放商店里，晚上放我房里）当通讯员，广播员，团支部工作。
刚接手广播员时，高音喇叭线路还有部分没架好，广播设备也没买。村里安排2个农民与我一同架线。有水泥电杆的地方跟着电杆架线，没有的地方栽树杆。3个人1人背长梯，2人用扳车拖着铁丝、铁锹、夯实用短木棒、长树杆等器材。上杆固定、接线基本是我，不到10天线路全部架好。大队安排信用会计和我到县城广播局买回了750型电子管扩放机、唱片播放机及唱片、收音机、话筒、高音喇叭及配件（变压器、音膜等）。室内设备安装上，在公社做设备和线路维护的汪学斌同学帮了大忙。那时大队广播主要是转播公社广播、放唱片、下通知、大队干部开广播会。大队支书刘国清是老牌高中生，开广播会从不写稿子，一讲一个多钟头，我佩服死了，76年底，他就调到公社修防会去了。那时没有录音机，大队干部经常来开广播会，有时重要事件要开多次广播会，农民或边出工边在田间地头听，或以生产队组织集中收听。没电时，我偷偷将公社信号直接转接到大队线路上，公社是不允许的，汪学斌同学也许睁只眼、闭只眼，碍于同学情面，没有批评。若公社没信号，有电时，我或者放唱片，或者将话筒对着收音机放中央和省电台节目。我们大队广播每天三次，比较准时。那时，电压不稳，高音喇叭变压器和音膜常坏，我用木棒连绳做攀爬，用一根小木棍连绳做保险爬水泥电杆，用长绳子吊喇叭，木电杆则脚穿铁齿上。下雨电杆打湿，广播在放时120V的电压带电操作，手打得好麻。下通知和放唱片前，开口语就是：附夹的贫下中农社员们，下面开始广播（放）通知（歌名）。
我住在广播室，漆黑的夜晚，有时还看见鬼火，但我知道那是磷火，也不害怕。夜半三更常有通知要下，又不能开广播，只得拿着手电上门去通知，走过无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坟山区，发现动静，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时就唱歌壮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冻暴雪，下通知，我从来没有误过事。
那时，公社还不定期召集广播员开会，给大队送唱片。我和双合大队的王立仁及大罗大队的贺复珍联系较多。贺美女77年高考后外去读书，也不知在哪高就，失去了联系，王立仁无论当兵、在安福乡政府工作还是外去打拼，联系从未断过，同做广播员互动建立的友情长存。
秋修和冬修，我有时被喊上工地去做通讯员写宣传稿，有时留在大队。
1977年高考前，我们大队被调到大湖口北花林堤段挑堤，我上堤做通讯员。我抽空跑到公社大礼堂听高考复习讲课，那天是一个少年讲，一打听他是高二的学生贺复初（现在是少将、科学家）。那时，他数、理、化水平已比任教老师厉害了，他讲的是数学“对数“计算，还夹有英语，听了一节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像听天书，高中数、理、化、英语，我们没怎么学呀，心想考大学无望了，报考个中专碰碰运气（中专只考初中知识），也懒得复习了。大约在11月份考试，考场就设在东方红中学，考室内不像读书时是双排，是单排了，参考人中老师与学生同场，前10年毕业生同台，77年毕业生和在读生不准单考中专（考大学后降分录），参考人数众多，中学教室几乎坐满了。由于多年没有参加像样考试了，进入考场，面对那么多监考老师，心里还是比较紧张，考语文、数、理、化发挥不好，考后心里盘算，数、理、化难上80分，当年读初中逢考可都是满分的，最后考政治时就不想考了，看到“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这题，心里来气，高中都没好好读书，不写了（政治只考20多分），提前出场。高考过后，做梦都未曾梦到会考上，也有人说，我就是分数达到，政审也会被打下。
那年冬修，大队安排我留守后方，协助电排夜晚打米粉糠。那时冬天的电是半夜才来，戏称“偷人电“，农民把谷和壳挑到电排，晚上来电后，我和何师傅就开始分户打米，粉糖。遇见糯米时，因要刷机子，我俩就留下一点，到他家煮糯米饭吃。有一天，突然来电了，我跑出来合上粉糠电闸，电火大冒，将我向后打倒几米远，右手臂轻度烧伤，电线在燃，我立马顿（爬）起来跑去拉总闸，才没酿成大祸，原来，下大雨，粉碎机漂进水了。我到医务室找医生用碘酒消炎，打了巴，继续工作。
我在大队开广播时段，经常腰痛得厉害，大队赤脚医生说是腰肌劳损，王医生就给我扎钢针，多次扎后，好许多了。我回忆，腰肌劳损原因，可能是76年快毕业时某星期天，生产队安排劳力去跟商店起生石灰，我父亲那天生病，我代替去挑，从船上挑到仓库有百把米，还是上坡，开始，上石灰的还给我少装点，挑着挑着，上石灰的也灰头眼花，分不清人了，一担足有150斤以上，重的近200斤，咬着牙挑完后，躺在地上好大一会不想动弹，后跳进大河洗澡，穿着湿衣服回家（只一里多路），以后常犯腰痛。
1978年3月底，我高考上线体检后通知书一直未来，上大学的都走了，以为没录取。夹夹学校想要我去当民办老师，有天晚上大队开支委会，研究我的去向，争论声很大，我住在广播室听得清清楚楚，有两个支委坚决不同意我去教书，说成份不好的人别把贫下中农子女教坏，广播也不能开了，也有支委讲我高考都上线了，是有水平的，可以去教书，大队书记支持了不同意我教书和开广播的意见，这时李玉贵支委讲，他在村里又没犯错，应可去兼做企业会计吧，妇女主任立即附和，大家还是勉强同意了。大队干部找我谈了话，我将行李背着，依依不舍无奈地离开了广播室。我当时想，若三分之一工作队还在大队，可能不会是这个局面。后来若干年，遇上填表写”家庭出生”和“主要社会关系”，我胸口总是隐隐作痛。上世纪90年代，我在安乡县农业局做副局长（兼种子公司总经理）时，听说当年支书儿子大学毕业分配的单位不理想，想帮忙调到农业局来，几次托人带话回去，不知何因一直末来人找我。
1978年4月初，父亲喊我到黄天湖去挖藕，那天挖得较多，应有50斤左右，往回挑时，一不小心掉进藕坑里，头发尖都打湿了，上岸冲着父亲发火，今后别喊我挖藉，今后再也不想挖了（被大队干部赶回家就有气）。穿着湿衣服走5里来地气鼓鼓回到家，闻到了香喷喷的鸡子味，气就消了。公社邮递员来我家送录取通知书，在等我呢。一看通知书，是“常德地区农校“，我立马又不高兴了并说不去，去复读再考大学去，我填的志愿是无线电、化工类，读初中时就梦想当造化肥的工人。邮递员劝我，去读就是吃国家粮，毕业了拿工资是国家干部，父亲也说，家里也没钱支持你再去复读，下面还有三个弟妹要读书。后来一打听，我们东方红中学校76届3个高中班,第一年上录取线两人（还有王先双），仅录取我一个，我们附夹村也只考取3个中专，另两个都是夹夹学校教初中的民办老师，我又是幸运儿。我离开了附夹村去求学，当时村干部也少有人送我，从此真没再挖一次莲藕了。我大队另外6个高中同学，现在，1个当兵提干后转业在益阳，3个在常德，1个当了多年村支书退休，1个是村里务农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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