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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碎的信念
闻喜七岁时，父亲得了重病。药石、请神均不见效，喜饶坚赞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便将闻喜的伯父、姑母和舅舅请来，在村邻的见证下，当众宣布了自己的遗嘱。
在这份遗嘱中，喜饶坚赞说到：“这场劫难估计我是度不过去了，孩子们还都小，请各位亲戚照料。我家中的财产，牧场的牛马、田里的青稞、楼下拴着的牲畜、楼上屋里有金、银、铜、铁、玉石等珠宝，除了一部分用于我身后的葬礼，其余的都托付在座诸位亲族暂管，直到我儿子能成家时再交给他，务必让他子承父业。在此之前，我的妻子儿女请亲戚们好生照料，不要让他们吃苦，我会在墓穴的洞口看着你们。”
从这份遗嘱上可以管窥当时西藏一些风俗，首先，家主去世后，向自己的血亲（妻子并不是血亲之一）托付财产可能是种风俗，这也是后来闻喜叔父如此强势的原因之一。其次，当时西藏可能还没有天葬制度，以喜饶坚赞这种富裕乡绅的身份，施行的依旧是土葬。考虑到吐蕃时期历代赞普均有陵墓，土葬可能在当时反倒是种高等级的葬俗。
不久之后，喜饶坚赞便撒手人寰。葬礼结束后，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喜饶坚赞留下的财产应该由孤儿寡母继承，但叔叔和姑母却说：“再近的邻居也不如亲戚，你们以后的生活就由我们负责了，按照遗嘱财产由我们托管。”
于是，男孩子的财产由叔父拿去，女孩子的财产由姑母拿去，其余财产二人平分。
闻喜的幸福生活从此结束，夏天要给叔父干农活，冬天要给姑母捻毛线。吃的是猪狗食，出的是牛马力，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身上原来的绸缎衣服变成了破袍子，用草绳做腰带，原来头上戴着松石和琥珀，现在变成一条灰黑色的绳子。蓬头垢面、满身污垢，头发里都是虱子。
乡邻们都看不惯了，纷纷说：“依靠外人把家管，主人反成看家犬。”
苦难日子还在延续，但母亲倔强的一个人拉扯闻喜兄妹长大。好在母亲陪嫁的嫁妆里面有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出产，变成了孤儿寡母的生活来源。
家道破落是最能看出人心冷暖的，当年出入喜饶坚赞家门的贵友们，见到他们家境衰败便再也不登门了，反倒和叔父和姑母关系热络非常。
不但如此，这些人还传出闲话，“常言说，‘羊毛柔软，氆氇就好看。丈夫有钱，妻子就能干’。你看当年喜饶坚赞在世之时，他妻子是个多么乐善好施的女人，现在没了依靠就变得如此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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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有句俗语“人倒一次霉，十方传是非！”，少年闻喜便是在这些势利人的白眼中渐渐长大的，好在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性格，这一点我们之后会讲到。
庆幸的是世上依旧有温情，闻喜的舅舅以及他自幼定亲的亲家，并没有嫌弃他们。每到年节他们都会送来衣服和鞋子，并安慰闻喜说：“不要太在意钱财，只要人没有事情便好，财物就像是阳光下的朝露般变幻无常，你祖上不也是白手起家，你将来也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好心人的资助和鼓励，成了闻喜苦难生活中不多的亮色之一。
倔强的母亲心中一直怀有一个信念，按照遗嘱闻喜可以娶亲的时候，便能够将家产要回。不过女人的愤恨，总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闻喜的姑母在他母亲口中，便从穹查白真（吉祥无比）变成了杜摩达真（比老虎还厉害的妖妇）。
终于，闻喜年满十五岁，讨回家产的时候到了。
为此，母亲把历年来辛苦积攒的粮食全部拿了出来，让舅舅换成了肉食和酒。在家里摆下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将叔父、姑母和村里有声望的人全部请来。
《米拉日巴传》中详细记录了其母在酒宴上一段话。母亲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到：“常言说，‘生孩子要取名字，敬酒要讲理由’。当年老爷在世的时候曾有遗嘱，孩子可以娶亲的时候，亲戚们托管的财产便要归还孩子。
这些年，亲戚们将我们孤儿寡母照料的很好，我们娘仨牢记在心，永世不忘。现在闻喜已经长大，我准备让他娶亲，请亲戚们按照遗嘱，让孩子们继承遗产吧。
为了证明我说的是实情，请诸位再听一遍遗嘱”。
就在舅舅当众宣读遗嘱的时候。叔父却跳起来，一把抢过遗嘱当场撕碎。
他气急败坏的喊道：“那有什么财产？孩子他爹当年欠我们钱，这些就当是还债了！我们从来有见过你家一两金子、一袋粮食、一只羊羔。这份遗嘱肯定是你们伪造的，这些年要是没有我们的照顾，你们娘仨早就饿死了。你们现在还有钱摆酒宴请客，这就是证据。现在你们居然贪得无厌，惦记起我家的财产了，做梦吧！”
母亲面对叔父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气的全身发抖，但她一个女人也没办法，只能抱着两个孩子哭泣。
母亲一边哭一边喊道：“老爷（喜饶坚赞）看看我们苦难的命运了吧！当年你说要从墓穴的孔里看着我们，现在你看到亲戚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娘仨的了。”
母亲的哭喊并没有让叔父惭愧，反而使他恼羞成怒。
他上前一边用袖子抽打母亲的脸，一边说：“你还敢咒我们，这房子也是我家的，马上给我滚出去。”
闻喜的舅舅也气坏了，走上前去理论，没想到，他刚刚迈出一步。
堂兄（叔父的儿子）便一把抓住他的胸口，冷冷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就是拼人多，不服你可以试试！”
俗话说‘恶人要是得了势，水都要用斗子舀’。这些年，凭借侵占闻喜家的财产，叔父家族已经成了村里的豪强，这点谁都心知肚明。舅舅无奈，只能退了回来。
这时，一旁的姑母冷笑了一声，说到：“穷娘们，要是不服，你就带人来打，要么你就做法咒死我们，你家不是很擅长这件事是吗？”
说完这话，叔父和姑母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摔门扬长而去。村里其他有势力的家族也都默不作声的跟着离去，只剩下舅舅、亲家和少数几家好心人。
心中的信念被人生生击碎，母亲哭的摊在地上。
舅舅无声的走过来，扶起了母亲，长叹一声对她说：“再商量吧，别哭了，哭也没有用。我还有间小房子，你们搬去住吧。我还有点钱，可以资助你们。也许去求求他们，说不定还能给你一点钱。”
母亲抹去眼泪，对舅舅说：“本来就是我们的财产，现在被夺去了，还要我去求他们，我不会去的。我能养活这两个苦命的孩子，绝不会让他们成为 ‘哪里有鼓声响、哪里冒炊烟就往哪里跑的人’（意为乞丐）。”
亲家也走过来，“让闻喜去学点本事吧，别在田里干活了，大家都资助一点，总会好起来的。”
说罢，亲家公走到闻喜，拉住他的手，“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男人了，这个家就靠你支撑了，你要懂得上进，明白吗？”
在亲戚们资助下，闻喜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点钱，拜在一位密教旧派（宁玛派_红教）法师鲁吉堪座下学经。没有拿回继承权的闻喜，就这样走上了学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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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西藏的几个特点：
首先、为什么闻喜的母亲会失去继承权？
关于这一点，《青史》（廓诺·迅鲁伯著）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喜饶坚赞去世后，叔父曾想让闻喜的母亲转房（改嫁），转房的对象是叔父的儿子。但被闻喜的母亲拒绝了，因此她失去了财产的继承权。[2]”
可能在西藏，女人转房是种风俗。类似的风俗，我们在其他少数民族历史上也能看到。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是寄托在丈夫身上的，当丈夫去世后，便要分给家族其他男性作为妻室，以承托传宗接代的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讲，女人的地位比起货物也高不到哪去。
王尧先生在《走近藏传佛教》一书中也认为，闻喜的母亲拒绝了转房的风俗，也就意味着伤风败俗。因此，在强势的叔父面前就显得愈发的弱势。只能以闻喜长大需要娶亲为理由，要回继承权。但这种诉求在强势的乡绅面前，不过是风中的烛火[3]。
但从闻喜母亲的角度来看，她甚至可能在喜饶坚赞生前，便看出叔父品行不端，但家中继承权这种大事，不是一个女人能够决定的。喜饶坚赞死后，叔父提出让他转房给自己的儿子，几乎可以肯定是夺取家族财产的暗度陈仓之计，为了保证自己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留下的财产，她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
其次、可以看出，早期西藏地区几乎是没有官方管理机构的，就是凭借乡绅的势力来进行“公论”。因此，叔父家族才会表现的如此强势。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广泛存在，才会在西藏地区催生所谓血亲复仇制度。
血亲复仇制度非常简单粗暴、快意恩仇，受了委屈的家族直接击杀对方人员，并不会被认为是“凶手”，反而被看做是“英雄”。如果没本事复仇，那是你家怂，怪不得别人。
我们有时会觉得藏民野蛮，对小动物充满仁爱，但对人一言不合便拔刀相向，这未尝不是这种风俗的遗风。不过这种血亲复仇制度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导致两个部族之间大规模的互相仇杀。
因此，格鲁派（黄教）推行政教合一之后，德高望重的喇嘛成了评判是非的法官。寺院也开始承担起官府的职能，清代历史中活佛奔走各地平息事端、弥合矛盾的记载屡见不鲜。但在米拉日巴的时代，格鲁派尚未创立，益西沃的政教合一尝试也未推广，狂妄的乡绅（闻喜的叔父）依旧是不可撼动的强势存在。
再次、学点本事就是去寺里念经。
在西藏历史上，官方管理机构孱弱，宗族势力强横。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历代赞普经常离奇的被弄死就是一个例证。而且，藏族历史上没有科举制度，平民没有任何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广大有志青年只能投身寺院成为一个光荣的僧侣。
必须承认，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喇嘛（上师）是件很荣耀的事情，财富和地位会随着喇嘛的身份上升而大量积聚。因此，闻喜的母亲在彷徨无计之时，只能讲闻喜送入寺院去念经，寄希望于他能够在寺院出人头地，成为一名喇嘛，凭借喇嘛的身份来让仇人低头。
最后、陪嫁的财物不在托管分配之列。
闻喜的母亲辛苦拉扯兄妹二人长大，多亏手中还有一块陪嫁的田地。《米拉日巴传》中称这块田地为“哲白登穷”，虽然很小，但它是孤儿寡母没有成为‘哪里有鼓声响、哪里冒炊烟就往哪里跑的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喜饶坚赞的财产都被分光了，但陪嫁的田地依旧在母系手中，这肯定也是当时的风俗之一。即便是强势的叔父也不能违拗风俗，所以他最终将母子三人赶出祖屋，却不能将他们手中的田地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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