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想到,如果神开恩让我活到六十岁而死掉,真可谓是莫大的恩典。因为人太年轻死去,对于亲人而言,始终是一件痛心的事情,而活得太长,是很无趣的。六十岁刚好一辈子,百味已尝,天命已知,如果不经历太多病痛,忽然遭受意外而死去,诚可谓是一件幸事。
中国人向来忌讳谈死,而忌讳谈死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找。
一是认为不吉利,所以要呸呸呸。“好死不如赖活着”,李敖认为自己最大的胜利就是把敌人熬死了,自己还活着。所以他大概应该叫李熬更合适些。古往今来也有不避讳谈死的,比如将军们总喜欢说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诸葛亮说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诗人说自己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有了一个荣誉的追求、道义的追求、美的追求,人就获得些超拔的精神,可以蔑视死亡了。忘了从哪里读到的了,作者说到人之所以怕死,是因为纵情于声色之间,换言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正是培植起人对死亡的恐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话很有道理,体现了人心中正反两种信念的此消彼长。一旦耽溺于饮食男女,人的所谓道义、荣誉、美的追求,就要沦陷许多,所以死神临近的时候,人就丧失了强大的精神作依靠;而对道德荣誉等的追求,使人在今生、在有限的时空里看到永恒的影子,看到超越死亡的可能,因此能够得到些勇气去对抗死亡。
常说中国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家虽然也被称儒教,但是总归不能算数。这话的一个印证是中国人其实总是缺乏彼岸观念。天堂和地狱的观念,无论是佛教的净土和地狱,还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天堂和地狱,都是舶来品。虽然这些观念或早或晚对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如果去观察今天的中国民间,难免发现,它们都被中国人改投换面了。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才是中国人最崇奉的。所以在乡间的葬礼上,你会观察到某种对于仪式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死者家属和乡亲们都极为重视各种仪式,在某些重大环节上如果出现问题,会产生巨大的恐惧和焦虑,另一方面,又显得极为随便和可以变通,大家会说其实这些不过是习俗,人死万事空,哪有什么灵魂鬼怪。比如说死者的生肖和生辰如果与某个人相冲,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无法参加死者的葬礼,或者这个人在参加葬礼时要被禁忌做许多事情,这一点一直都被严格执行,看得非常严肃重大;而另一方面,当阴阳先生给这个人画符来抵挡晦气的时候,没有人会质疑这个画符的有效性,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画符有什么权威的参考,似乎全凭阴阳师傅的师承和个人喜好——没人在意,就算想起这么个问题,也会以不过是个迷信来解释。
佛教人物的道教化,道教人物被按照现世规则编排,都说明了中国人对现世的信仰远远高过彼岸。但问题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本质上太精英化,需要优良的先天禀赋加上后天的坚定信念,普通人在注重今生的道路上注定了找不到对抗死亡阴霾的超越精神和勇气。所以就出现了上面说的在葬礼礼仪上的矛盾之处。在中国人生活中,尤其是涉及到重大事件的礼仪上,我疑惑中的发现是,对于彼岸,中国人骨子里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我们相信的是阴间,或者说,中国人的精神受困于死亡带来的震怖和凄楚。阴间是一个暧昧的场所,既不在此案又不在彼岸。正统的宗教给天堂地狱提供了精确系统的阐释,但中国人并不相信和需要这些,阴间的特点是使人有所寄托,把对于死去的亲人的思念寄托在那里,也在那里让自己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得到暂时的放松。这里不需要太精致的思考,也有相对的公义,但拷问其实不算很严厉,善恶标准也模糊,也不像一些宗教那么决绝不近人情,充满了个人辩护解释的空间和转圜说情的余地。但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自欺,一种在死亡面前的应激反应,阴间本身成了死亡所编织的牢笼,人就像猫爪子下面的小老鼠,成了痛苦挣扎的一个玩物。
忌谈死亡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人本身的肤浅和无知。
哲学家把练习死亡作为哲学事业最本质的目的。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死亡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二是作为最艰深复杂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死亡本身是难解的。一个人妄论死亡,难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你经历过多少生离死别?你看到过多少疾病、战争、凶杀?你自己又有过多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强烈阵痛?你有没有过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经历了许多折磨后,只要坐在一颗苹果树下闻到新鲜的气息就感到莫大的满足?你自己有没有直接面对过死亡?你有没有被激起过内心深层的本能的求生欲望?那种哪怕是空气中被阳光照射出来的漂浮微尘都让你爱恋不已的求生本能!
如果一个普通人扪心自问,难免会惭愧,发现自己几乎没有资格去谈论死亡了。不过我想,如果一个人能够作出这样的反思,那么不论他本人是深是浅,思考和反省,都算是好事。既然我们人人都难免一死,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反倒是太过犹疑不决才显得可耻。当我们尝试面对死亡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热爱诗歌、哲学,和许多美善的事业,因为这些也是先辈们在与死亡搏斗时所留下的丰厚的遗产,是火花也是倒影,是散落在人间的天国的镜片,是神圣启示的响亮的回音。同时,死亡作为我们的敌人,也迫使我们去寻找死亡那真正的、最强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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