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碎片历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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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作为群众出现的时候，个体的存在微不足道，所有努力都将汇入时代的洪流和集体主义大潮之中，个人仅仅只是历史的碎片。个人记录的历史，可以称作碎片历史。我们拒绝历史的碎片化，但是我们必须尊重碎片化的历史。因为所有宏大叙事都可能使个体从历史记忆中消亡，唯有碎片化历史还闪烁着人性与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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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这一概念,源于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他在此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做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了“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的结局。

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确实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宏大叙事，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造成历史学碎片化、虚化，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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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中国史学界，也难免不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前些年已有学者对近代史研究选题日趋细碎表示担忧。

201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引起学界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5期，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贡献了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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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学界是否已呈现如多斯所批判的“碎片化”，换言之，来自西方学界的“碎片化”概念多大程度上能切中中国史学界的弊病，学者们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

一些学者认为，就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而言，所谓“碎片化危机”言过其实。

郑师渠指出，“碎片化”的语义有两层理解：一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

二者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却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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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禀赋，事实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

当下我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所谓“碎片化”，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

因此，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它恰是近代史研究正酝酿大突破的征兆。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必须坚持历史的总体性。但就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情来看,“依然坚持追求总体史的传统,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

因而在当下的语境下，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但同时也应看到，历史家作为个人，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是他的自由；但历史学界作为整体，若大多数人都对总体性、综合性与理论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失去兴趣，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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