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告诉朋友们我家断菜了，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
成都的朋友建议我种莴笋，国外的朋友也建议我种莴笋，理由都一样——莴笋好种，全身都能吃，冒叶片的时候吃叶片，长高一些叶片和笋都能吃。
多年前我种过莴笋，但是光冒叶子不长高，挖出来只有埋在土里那一节很短的笋，我计划中的宫保鸡丁炒不成了，德国的水土不适合莴笋，从此不再种了。
梅花也是，从成都带来的腊梅树桩，拿毛巾裹起坐飞机，躲过德国安检，好不容易带到德国家里，种活了，每年到时候就抽芽，长一丛茂盛的叶子，等了八年都没见一朵花。
昨天晚上，我发现自家池塘边开垦出一块方正的地，老公邀功说是他干的。我认为严重破坏了池塘风景，院子篱笆边有一块地方没有草坪也没种花，为什么不开垦？非要把好好的草坪挖得稀烂！我气得破口大骂，老公轻轻拍着我的背说：“你为啥骂我？把我吓醒了。”我半梦半醒，气却还没消，翻个身骂道：“你这个猪脑壳！”老公倒是放了心，原来是梦话，不是真的挨骂。
我想成为作家，不需要很出名，刚好够得上被邀请参加一些笔会的程度。小时候，我的语文老师经常去参加笔会，去的地方都是风景名胜，还吃当地的美食，回来之后说给我们听，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种子。前不久，我一个朋友组织了一次笔会，在丽江，邀请知名作家参加，住最浪漫的民宿，吃最奢侈的饭菜，我羡慕得要死，小时候埋下的那颗种子蠢蠢欲动。
在后半截的梦里，我得偿所愿，收到一封邀请涵：诚挚邀请作家锦楠女士，参加“梦回丽江”笔会，组织方提供豪华食宿，并随信奉上头等舱机票一张。恭候大驾光临。
我迅速从骂人的泼妇切换到作家应有的气度，开始焦虑参加笔会穿什么衣服，以及减肥的问题。我每次回国之前，都要认真减肥三个月，一方面为了让家人朋友方便认出我，一方面为大吃大喝腾出身体上的空间。
早晨起床还是要面对空荡荡的冰箱，我一边准备早饭一边思考。
人如果吃不饱，那思考的只有填饱肚子一个问题；如果人吃饱了，那思考的问题就多了。饿肚子的时候为了吃饱可能造反，这是身体上的反抗；吃饱了就想追求精神的自由，产生许多破坏安定团结的念头，这是思想上的反抗。人为什么总想反抗呢？因为人作为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的智慧物种，总想在有生之年多吃点好吃的。
女儿问我为什么必须上学和上班？我回答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人就太闲了，特别是你们这样的青少年，很容易惹出事端。
我的父母经历过吃不饱的岁月，我经历过吃不好的岁月，我的儿女在吃的方面从没受过罪。等他们将来长大了，都没有忆苦思甜的资本，只能对自己的孩子说：“妈妈（爸爸）小时候，有一个五一节，家里没菜了，周末两天，只有很少一点蔬菜和水果，多可怜啊！”我的孙子肯定会说：“那就吃肉呀！”
我的女儿又对我的孙子说：“妈妈小时候很可怜，家里的汽车都必须由人来驾驶，开车的时候要坐着，还要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双手握住方向盘，不然汽车就会乱跑撞车！”
孙子说：“哇，开车不能躺下睡觉，那么辛苦，太恐怖了！”
也有可能，我根本没有孙子，我的儿女连婚都懒得结，无所谓！随他们的大小便！
我上小学之后，生活算得上是丰衣足食了，唯一不足的是好吃的总是吃不够，不知道是因为分量少还是我胃口太好。
进大学的时候，听学姐讲他们当年如何起义反抗食堂的虐待。据说那时候食堂的饭菜太不成样子，包子里面除了烂菜叶就是肥肉还有猪毛，炒菜烧菜都做得及其难吃，肉还发臭。全校同学集体罢吃，连续三天，随便哪个劝怎么劝，都不动摇。最后校长召开大会，用高音喇叭跟全校同学保证：“你们回食堂去吃，先试吃三天，如果不满意，我就把食堂拆了！”台下有同学喊：“不满意就把食堂烧了！”“对头，烧了！烧了！”
果然，试吃的结果很满意。食堂的伙食好得不能再好了，包子皮跟饺子皮那么薄，里面全是正宗五花肉，可口得很。任何一份菜，都真材实料精心烹饪，比街上馆子里头的还好吃，甚至有人吃出了妈妈的味道。当然，这种报复性的好，热度持续不会太久，一周之后水平慢慢回落至正常，就是一个正常食堂的样子，大家实际要求的也不过一个正常的食堂而已。
学姐说，你们现在享受的是我们当年的斗争成果。我觉得我们很可怜，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反抗的东西了，这样一所名人辈出的大学，除了反抗食堂这个弱势部门，你还敢反抗啥？
我们还是找到了反抗的机会，每年愚人节，教学楼那十几米高的外墙侧面被画满涂鸦并且延伸至地面，尽管每年愚人节前一晚学校都加强了巡逻，但涂鸦还是在第二天准时出现。我至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巡逻的。
学校为了消除涂鸦，每年都要额外花费一笔外墙涂刷费。终于在几年之后，一位老师想到了办法，既然大家那么想涂鸦，那就把学校外面的街区全都涂鸦算了，这个行为得到了地区政府的支持，所以最后出来的涂鸦很没意思。从此，教学楼侧面外墙的涂鸦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算是一次成功的以毒攻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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