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浅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一件令人起疑的政治运动，它是经过政府对法国农民、手工业者长期的压迫与剥削、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失信以及对新教人士的迫害从而导致的全民大清算。以下是我个人分析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贵族免税，农民纳重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由于国王要权衡收税对于统治基础的利弊，故不能收贵族、教士、大资产阶级的税。原因很简单，虽然国王的确可以通过召开三级会议征收税捐，但是贵族同样可以通过在三级会议上限制国王权力。所以国王不会去征收对每个阶层的什一税，而是征收对国王自身权力没有威胁的阶级的农业税。此项征税只针对于法国的农民，而不是 全体公民。贵族、教士和大资产阶级均拥有特权，他们是免除农业税的。所以便造就了特权阶级的出现。法国贵族不具有英国贵族的亲和力，英国的贵族因其野心与领地中的农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英国农学家阿瑟.杨记载：“如果在英国的乡间游玩，你会你会时常看见贵族领主们招呼农民来与其一同吃饭，贵族夫人就坐在农民的旁边，让人丝毫没感觉到社会阶层的差异。他在1789年游玩法国的时候还有过这样的记叙：“当我来到法国游玩，正好遇见一路农民正在烧砸城堡，农民把我误认为是贵族，便想将我烧死。但我说出我英国贵族的身份时，他们居然欢呼了起来，叫道：“英国万岁！”并把我放了。”原因很简单，英国的贵族是纳税的。法国则不是（按照当时农民们的认知，贵族是不缴纳任何税款的。其实要这么说是有失公平的，因为18世纪的英国贵族有缴纳一些商品的直接税，但是他们所缴纳的税务相对农业税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再到路易十六前期的统治期间，随着税务的数十倍加重，法国的农民都在变的越来越穷而不是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富。可能有人会对我这一论点不同意，因为按史料来说，法国大革命是贵族发动的。革命初期的领导人除了西哀士以外，另外两位领导人皆为贵族。而且在革命初期也是由斐扬派（代表大资产阶级与自由派贵族）率先夺得了权力。而当时的农民从杜尔阁改革中获利，是不赞成革命力挺皇帝的。在这里，我所说的是根本上的原因，因为法国农民不能忍受特权。爆发以后也有他们的“助力”----烧掉贵族的城堡，抢走贵族的东西，强奸贵族们的女儿。恨意压抑在心中，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诚然是由贵族领导，但究其根本，农民们痛恨特权。就算没有杜尔阁改革后贵族的疯狂，革命也是迟早的事情。杜尔阁的心是向着第三等级而不是贵族和教士的，路易十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封建特权压迫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宗教改革席卷欧洲，法国高卢教会残酷镇压，波旁王室纵容不视。在十六世纪以前，人们总是按照各种基督教传统进行批判性思考。而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具有创新精神而又胆大的人们改变了固有思维模式，他们被正统天主徒与庞大的教会进行大规模的迫害。虽然在短期看来固然不会遭到大多数人们的反对，但长远看来，富有同情心的天主徒终将背叛他们虚伪的思想（因为脑中所想与实际所作形成鲜明对比）。在历史上，甚至高卢教会内部产生了对教会领导地位最强烈质疑的新教派“詹森派”，这一教派最开始形容那些反对高卢教会的人，后来则扩大到指代那些反抗国王权力的政界人士。（其实就凭这一点便可以佐证我的观点了）当时路易.阿德里安.勒.配基也在其代理的陈述状与裁决中强调“神职精英没有“专制”的特权，同样在反对法国高卢教会在神学思想上的垄断。所以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不只反对特权，同样反对在宗教问题上“固守阵线”的高卢教会，这场革命同样具备为信仰自由斗争的性质。

第三，王权失信于民，旧制度的君权神授不再获得合法性。上文描述旧制度社会便有提及波旁王室出售特权、头衔、官职再将其收回的现实。这让人不再相信王室，而且这惹怒了第三等级中最有势力、最有前途的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们兴冲冲的买官买爵，却在十几年甚至几年内被收回，或者官僚机构逐渐叠架，官僚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而费用则需要作为资产阶级的他们付出。渐渐的，从只有农民、手工业者不支持王室转向了各阶层（除去军队）对王室的厌恶与否定。这可以说是对国家统治基础毁灭性的打击。上文提到的宗教改革是个大趋势，人们的观念在转变，相信君权神授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革命的胜利又让人们看到了人权的曙光。不必再多说了，这显然是个人们为自身利益奔走的好时机。因为有以上这些条件，大革命才有爆发的空间。

第四，巴黎的扩张、巴黎出版运动的兴起与启蒙运动的思想传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以压倒性的优势优于外省，控制着整个国家，这是同时期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比拟的。1740年，孟德斯鸠给一个朋友写信：“法国可以分为两部分，巴黎和几个巴黎没有吞并的遥远外省。1750年，米拉波公爵没有指名道姓的说道巴黎：“首都是一种必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头部过大，身体就会中风并慢慢萎缩。如果外省直接依附在首都之上，外省的居民便成为了二等臣民，少有获得功名利禄的途径，一切人才聚集首都，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米拉波在当时便从外省调走显贵、领导和有能力的人的过程被称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与此同时，巴黎的报刊也起到了很大的政治宣传力。根据阿瑟.杨的记录，巴黎一周内的政治宣传册竟高达96本。这着实令人吃惊。很明显，它做到了显著的政治宣传作用。启蒙运动则给巴黎提供了思想的基础。18世纪中期到中末期，有很多名著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尤为特殊的、毫无基础的诡异事件，而是一场具备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