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织品

前面一节我说了瓷器，而在中国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丝织品了，在中国的起源也有很久。

丝绸起源于中国。关于起源的时间其说不一。根据历史文献，比较普遍的有两种说法：一为自伏羲开始化蚕桑为帛；一为黄帝时始有养蚕。据推算，伏羲是旧石器时代的人，而黄帝则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联盟领袖。因此，前者可能是指野蚕茧开始被利用，后者可能是指蚕开始被驯化家养。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取丝、织绸。真正能够说明蚕茧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到的半个蚕茧。西阴村所处的时代为仰韶时期（距今约5600—6000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  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已发现了纺织工具，借此可以推断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中国科学家在1958年的考古发现，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

（一）商周时期-遍地宜桑无隙地, 男稼女织机杼忙

商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蚕桑业亦形成了一定规模。商代丝织品尽管数量有限，但已出现了提花丝织物，这说明当时的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西周时期，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已有了严格的组织与管理，丝绸生产技术比商代有所进步。

商·成束丝

（二）春秋战国-绫帛片片承美绢, 纱缕丝丝系古今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蚕桑丝绸业也受到重视，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重要国策。春秋时代, 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国政策。战国时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户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手工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范围也更加广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起来，分为绢、绮、锦三大类。其中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中国丝绸也传进了印度。

相传我国古代美女西施在被献于吴王夫差之前, 曾在家乡诸暨浦阳江畔的苎萝村养蚕织帛, 常浣纱于村旁江边。后人在江边立石纪念, 刻“浣纱”二字, 还在附近建“浣纱亭”。这一美丽的历史传说, 成了当时越国乡村已生产丝织品的佐证。

秦汉-千封锦缎西霞路，万里行舟大海驰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初步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主要满足宫廷与官府的需求；民营丝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丝绸产区较商周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丝绸的生产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品。

秦汉时期，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汉武帝北击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内地通向西域并连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的蚕丝与丝绸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并到达欧洲。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亚地区。

西汉·素纱禅衣

汉末三国时期, 杭州属吴国, 日本人佐藤真在《杭州之丝织业》中:三世纪初, 从吴国去日本的人很多, 其中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 日本人称之为“吴织”。到日本聚集的地方叫“吴原”, 从杭州输入的丝织品叫“吴服”。   

  （三）魏晋-兵燹不绝难自处，静默生长奠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剧烈的社会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持续的民族交融、广泛的国际往来，丝绸生产虽发展艰难，但内涵丰富，面貌多样。江南地区的丝绸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南朝的经营而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丝绸业也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发展高潮。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二是四川巴蜀地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此外，西北地区丝绸的发展在边远地区中首屈一指，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朝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丝绸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条，而且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至7世纪，东起日本，西至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基本奠定了日后蚕丝产区的格局。

唐·法门寺丝织品

隋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逐渐成为繁华的都市。在现在的武林门外至湖墅一带，便是当时“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的大运河南端的终点。浙江向朝廷纳贡的丝织品,多由杭州装船，经运河输往京城。

唐代，随着杭州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丝绸生产也得到了发展，丝织品的品种也更加丰富。“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中提到的“柿蒂”，即为当时杭州盛产的柿蒂花绫。

（五）两宋时期-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

宋元时期，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中晚期生产重心已转移至江南地区。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宋朝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两宋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除作为农村传统手工业以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大量涌现，民间机户的力量不断增长。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生丝与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

南宋·褐色罗印花褶裥裙

（六）元朝时期-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

官方建立了农业管理机构——司农司，指导督促农业生产。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也在全国发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中外文化交流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丝绸技术水平的提高。黄河下游一带的北方丝绸业得到回升，丝绸生产分工细致，织造技术提高；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丝绸生产重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

由于蒙古贵族对贵重工艺品的特殊爱好，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有一定抑制作用。

元代，杭州丝绸远销海内外。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是“天城”，“人在其中，自信置身天堂”。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由于杭州生产大量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罗，遍地锦绣。”

（七）明朝时期-丝光泛江南，衣披天下

明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江南苏湖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中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蚕桑丝绸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明代已有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出版，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对桑品种作了科学分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蚕桑篇》，对蚕桑生产有全面论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当时丝绸生产最重要的著作。

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农崇俭，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有所缩减，但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明代中期以后，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

明·机户

明代实行海禁，丝绸产品以朝廷赐赏的形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明中期以后，海禁渐开，中国生丝与丝绸大量销往日本和经由澳门地区销往欧洲。

明、清时期杭州丝绸丝织手工业及家庭小绸坊遍布大街小巷, 当时有“日出万绸, 衣被天下”之誉。清代康熙皇帝在《桑赋序》中写道:“朕巡浙西, 桑树被野, 天下丝绸之供, 皆在东南, 而蚕桑之盛, 唯此一区。”杭州丝绸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市场, 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虽秦、晋、燕、周大贾, 不远数千里, 而求罗绮者, 必走浙之东也”。

（八）清朝时期-丝忆飘零处

清初丝绸业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官营织造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厉行海禁，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一口通商。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晚清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绸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