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

Odin在自己18岁这一年，死在了墨尔本某社区医院门外的草坪上。

他是被人打死的。一群当地亚洲黑帮的混混。据说那是Odin他们30多个人与对方将近200人展开的一场混战，Odin冲锋在前，为同伴挡了许多拳头与棍棒。最后奄奄一息的他被人抬到了医院门口的草坪上，等待着医生的救援，然而最后也没有人来，第二天早上他被发现的时候，身体已经冰冷了，血迹斑驳的身体覆盖着一层露水。

后来赶到医院的警察没有在Odin身上发现任何有效身份证件，事实上他的学生签证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过期，其实除了在高中的头两个月之外，老师和同学基本都没有在学校见过他。警方最后不得不把他的照片放到了电视新闻里播出，希望能够有认识他的人来认领尸体。这一招最后还是起到了作用，我们两个语言学校的同学在吃晚饭的时候看到了这条新闻，震惊之余给警察局和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拨打了电话。

Odin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在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中算是十分好学的一位。语言学校除了阅读、写作、听力这些课程之外，还有许多的“文化体验课”——比如老师带着大家体验澳式橄榄球，到店里面去租一些电影来看等等。Odin虽然不是班上英语最好的孩子，但是他在这些课程上表现的还是十分的积极，在一个主要由东亚、东欧16、7岁青少年组成的学习氛围中，他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开始了解一些他不懂的东西——从澳大利亚橄榄球的规则到日本援助交际，再到如何用俄语说“肏你妈”，这个北方男孩儿看起来总是精力十足，而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中国小留学生，在外国文化面前，总是会显得手足无措或者有点儿害羞。

不过当我在Odin被人打死十多年以后，重新想一想那个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事情，我会感觉Odin其实也和我们一样，一方面努力地、急切地用他的方法融入这里的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十分的困惑。就像是一个急于戒烟的人总是以为扔掉了所有的香烟和打火机，自己就会自动戒烟一样。

有一天我们为班上的一个韩国女孩儿办过生日派对之后，我和Odin被老师安排去洗大家吃过蛋糕的盘子。走到了盥洗间，门口却看到贴了一个纸条“Don’t Wash Dishes Here”（请勿在此洗碗碟），我们去问老师，老师只是轻描淡写的说“Don’t worry.”如果说我感觉澳大利亚和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你哪怕稍稍不遵守规矩的时候，总是会从某个地方冒出来一个人来管你的闲事。结果我们在洗到一般的时候，果然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一个澳洲老大妈，一脸别人欠了她100块钱的表情。指着门上的纸条，看着我们说：“Can’t you read?”（你们不识字吗？）

“Yes, we know. But Christina said we can

wash those dishes here”我努力发清楚每一个音节。

“Who is Christina?”老大妈显得更不耐烦了。

“She is our teacher, she said we can do it

here” Odin满脸堆笑的看着老大妈，他显得十分有耐心。

老太太耸耸肩就走了。看着她的背影，Odin脸上的笑意立即消失了，眼中喷出了怒火。“他妈的，老肥婆，还他妈的Can’t you read，去你妈的。”

2003年的冬天如期而至。当然这个“冬天”是对于中国的季节而言。12月的墨尔本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对于语言学校的很多中国孩子来说，这不仅是他们在西方社会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也是第一个“夏日圣诞节”。

“Secret Santa”（神秘圣诞老人）是语言学校的老师教给我们的游戏。在12月初的一节文化课上，老师让我们每个人抽取了一个写着同学名字的小纸条，然后告诉大家我们要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为你纸条上的那个人送一个小礼物。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早就忘记了我是送给谁，送了什么，然而我却十分记得Odin送来的那个闪着银光的钥匙圈，和他当时脸上的表情。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Odin圆圆的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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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Odin吗？”说话的这个人是Allen，一个来自深圳的高大男生。我们这个时候正站在19路有轨电车的车厢链接处，穿过整个墨尔本东区去各自的高中上课。

“当然记得了，不过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什么联系了，最后一次见面我是和他还有他那个哥们儿，北京来的，英文名叫George还是什么的，一起在唐人街吃饭”

“Jeff，天津人。”

“哦，对，对。反正他们俩总是在一起。怎么啦？”

“Odin死了，上个月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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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元旦之后从语言学校毕业，转入位于城市东区的一所高中读高三。通过澳大利亚的高考走向大学是那个时候许多中国小留学生走的路。相比课程较为松散的大学预科，17、8岁的中国孩子更能适应“一考定胜负”的高中学习模式。Odin也差不多在2月份毕业，和Jeff一起到了东南部的一个郊区高中上课。这些学校有着统一的特点：私校、高昂的学费、学生大部分来自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坐落在这座城市怡人的郊区地段中。

当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背着印有学校校徽的大书包走入这些校园的时候，感觉就和D-Day登上奥马哈海滩的盟军士兵一样：16、7岁、金发碧眼、黑发褐眼、棕发蓝眼的各种外国中学生从身边走过，用英语快速的交谈着所有青少年都说的话题——姑娘、电子游戏、体育比赛、考试与家庭作业——这些我们中国学生本来也都是侃侃而谈的话题，也是我无数次在出国之前、骑车在回家的林荫路上幻想的情景：我在一个美丽的国外校园里和洋妞儿侃侃而谈，就像是我们在美国青春片里面看到的那样，只不过把头像换成是我自己而已。

但是在这里，我却说不出话来。“融入”首先始于了解，而“了解”其实首先是一种交易——学习好的孩子有筹码——他们可以分分钟用国内扎实的数理化基本功教那些3位数加减法都要计算器的澳洲孩子做人；体育好的孩子也有筹码——他们可以在球场上运用自己的天赋与白人孩子一较高下。然而对于我这种中庸之辈，唯有和一起的中国留学生能说上些话，有时候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宿命——我们总以为换一个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成为我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只能是我们自己而已，无论你身在何处。

我后来回想，在那段时间里Odin也一定处于一样的境地。而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那是在唐人街的一个中餐馆里。我们这些留学生希望改善伙食的时候总是去那里。花上5、6澳元点上一份港式牛腩饭，如果还能再宽裕一些，我们还会叫上一杯冻柠乐或者鸳鸯。我记得那天的客人不多，Odin和Jeff面对我坐着。

我坐在一边。Odin和Jeff坐在另一边。吃饭的时候Odin很大声的表示他对澳洲高中生活的不满与失望。他感觉这里的鬼佬同学都是“傻帽儿”，完全不屑于与他们将太多的话。席间他放肆地大笑着，店里的香港人老板朝我们这边投来了好几次白眼他也全然不顾。

“这帮傻逼香港佬，”Odiny已经和我们走出来到了街上，他点起一支烟，忿忿然地说，“你看丫那个眼神儿，肯定心里瞧不起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肏！没有一个好东西，香港、台湾连同他妈的鬼佬，都他妈一样。”他狠狠的吸了一口烟。

虽然Odin表示了他的不满，但Jeff还是一直比较冷静，甚至有些寡言，除了吃饭喝茶之外几乎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我记得那次会面最后还是在一个“友善”的氛围中结束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友善地”结束一次社交活动——以前要么是大家昏天暗地的网吧包夜，要么是在国内的时候一帮孩子在一起疯吃海塞到不得不回家（父母规定的门禁时间要到了）。而在那样的一个没人限制的中午时光，三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微笑着祝彼此好运，然后两个人转身离去，另外一个人面带笑容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掉，我觉得当时我有一种“成熟”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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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了电车，我脑海中还是挥之不去我与Odin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按照Allen的说法，Odin和Jeff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许久没有去上课而被退了学，签证也因此失效，断了退路。

“那他家里人现在知道了吗？”

“听说他爸爸过来了，真惨呐”

“我记得他刚来的那个时候还是很阳光的，后来怎么会……你记得么，那时候他还带咱们打橄榄球呢，跟澳洲人还有其它国家的孩子也都比较合得来。”

“嗯。也许，那样太累了吧。”

学校每个星期一都会安排学生在学校的教堂由牧师带着一同祈祷，相当于国内中学的升旗仪式。我从来不是一个教徒，但在那之后的某次祷告中，坐在一群默然低着头的澳洲孩子中间，在教堂的木质长凳上，我想到了Odin。那个周末，我在住处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翻出了Odin送我的钥匙圈，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带着它。我也不再追求融入，只是凡事顺其自然。在那之后，我又经过了多年的留学生活，学到了许多东西，也犯过许多的错误。然后毕业回国参加了工作。很多时候我想，如果Odin还活着的话，他的生活也会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