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第一章 禁奸

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第一章 禁奸

当原始人类走出洞穴，走向森林与平原，发展到族群部落，开始狩猎与种植时，人类的自主意识中的自我思想被唤醒。当人类摆脱了生存的困境，有了足够多的食物后，大脑功能得到提升，思想与精神开始充分发展，对于自身与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尤其是表达与记录思想的文字出现后，各种想法开始迸发与积累，人类终于脱离了自然思想的约束，走进了自我思想的花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人多口杂的时代。

我们常说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鼓总会响，理总会明，响了我们要听到，明了我们要遵守。鼓不能总敲，敲多了会破，理也不能总辩，辩多了会愚，愚了就没有了方向，反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如我们常说的议而不决不能解决问题，决而不议也解决不了问题。真相只有一个，真理也只有一个，我们总要遵循一个标准为事，遵守一个法规办事，信仰一个主义奋斗。

当实践证明了真理的正确性后，由真理衍生出的社会共识与规范就成为国家律法。中央集权制并不是突然产生的，是由法家思想通过实践不断演化而来，秦国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与表现出来。

政治制度是这样，社会文化也是这样，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与思想最为灿烂与辉煌的时期，通过百家争鸣与社会实践，最终在汉武帝时汉代完成了思想的大统一，汉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值得强调的是此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统一了社会思想，尤其是文人与官吏的思想，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韩非子的《疑说》旨在理清社会思想与疑问，按法家思想与理念对君主治国之道和历史及人物进行分析评判，提出并确立明确的治国思想。开篇韩非子就从君主的奖罚权柄入手，站在更高的高度分析问题，提出办事原则。

韩非子首先说“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于人者也，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意思是自己国家最重要的，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且没有遗漏差错，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

单纯的就事论事并不是君主的思考方式与思考高度，君主治国既要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又要考虑具体的解决办法。就具体的事与人进行单纯的奖罚，这是法规执行者的工作，并不是君主要做的事。君主治国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法规是治国思想的表现。所以韩非子说君主只考虑具体事件与个人的奖罚而不考虑法规整体的社会效益，就无法达到奖罚法规则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社会作用，更达不到禁止奸邪的作用。

韩非子提出了禁止奸邪的原则与策略，他认为“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

这是禁止奸邪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从思想上止奸，让民众产生不了奸邪的念头，这就要从国家正统思想与社会核心价值的高度来思考如何教化民众；中策是从社会道德与文化的高度来思考如何规范民众；下策是从国家律法的高度来思考如何规范与约束民众。上策攻心，中策攻利，下策攻事。

《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伐谋”，指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伐谋最为有利，故为“上兵”，是最好的战争手段。“伐谋”就是在思想战略上战胜对方，“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手段战胜对手，如果以上两项敌人还不投降，最后才是“伐兵”，用军事手段实现思想战略。

看来韩非子还是比较愿意从国家正统思想与社会核心价值的高度实现治国，这一点犹如儒家孔学，但人性亘古不变，社会是现实残酷的，法治才是最有实效的治国之法。当然，上策与中策是更高层级的治国之法，从思想、文化、道德的层面对世人进行教化与教育，为依法治国奠定人文与思想基础。

【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于人者也，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凡事以人为本，不能就事论事，如果不从人的特质出发，脚痛医脚，头痛医头，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相由心生，如果不从人的思想入手，单纯依靠奖罚是禁止不了奸邪的。刑罚是奸邪行为产生后才会使用的手段，是事后管理，并不是事前预防。所以，轻罪重罚，就显得尤其重要。当然，圣贤们的劝世学说一样重要，防微杜渐总是好的，治未病总比治已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