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自诞生之初,不知有多少大儒名家做过注解、修正,笔者限于学识,不能尽述前人之学,所以先做一做简单的整理工作。
《大学》流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朱熹根据经传互释所修改的《大学章句》,另一个就是《礼记》古本原文。
笔者一向喜欢参考各家评解,此次选择了三个比较著名的《大学》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大学章句集注》(宋·朱熹)、《王文成公解《大学》古本》(明·王阳明)。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大成者,王守仁是陆王心学的大成者。二者学术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对《大学》不同的诠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先从他们为《大学》做的序中可以看出。
《大学章句》,朱熹著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说道“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就是因为有“学校之教、大小之节”,“当世之人无不学”。
周之后,“学校之政不修”,邪说异端“惑世诬民”,因此,为了延续“三代之隆”的教化,继任孔孟的道统,朱熹认为应当复兴“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具体做法就是对《大学》“补其阙略”,作《大学章句》。朱熹认为《大学》的礼记古本有错误和疏漏,无法尽释圣人之意,所以对篇章的顺序做了修改并补充“格物致知”的传文,分为了经文一章、传文十章。
《王文成公解大学古本》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需要注意的是他并不是反对朱熹接孟子之传,而是认为朱熹曲解了圣人的本意。王阳明认为“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他反对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反对重新编排补录,认为这样反而是远离了圣人之道,不得圣人之意,所以他“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
朱熹和王阳明的版本之争,也具体的体现在了对《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解之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什么是明明德呢?
郑玄:“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
孔颖达:“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
朱熹: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希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王阳明: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是故谓之“明德”···固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
我们可看到,郑、孔、朱、王四人对明明德的解释可以说是一致的,都在于彰显自身的明德,他们都认为人生而至善,要一致保持并践行这种上天所赋予的美德。但是相比较郑、孔着重强调第一个“明”,朱、王又进一步讨论了为何人有善恶之分,这就是朱熹、王阳明所讨论的“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天命之性是善,是上天所赋予的,但是,人生下来,气禀清浊二气会生发人欲,使得善的天性被蒙蔽,因此,人要去私欲,自明其明德,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德”的原因!
关于“亲民”的解释,有两种:
孔颖达:“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民爱民。
朱熹: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指污也。
王阳明: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
朱熹沿袭二程的看法,认为“亲民”应该当做“新民”讲,人在自己修身明德之后,应该推己及人,使其他人一起章明被私欲蒙蔽的美德,革除旧习。但王阳明仍坚持古本的“亲民”,这与孟子所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同的。在王阳明看来,明明德和亲民是天地万物这一个整体的“体”和“用”,不可割舍,是同一件事,若一人能孝敬自己的父亲、别人的父亲乃至天下人的父亲,这人的孝与别人的孝以及天下人的孝是一体的,那么孝的明德自然而然就彰显了。而朱熹则是把明明德与新民分成了两件事。这个观点的不同理解在后面的“本”与“末”,“终”与“始”也有体现。
什么是“止于至善”?
郑玄:止,犹自处也。
孔颖达:“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
朱熹: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
王阳明:至善者,至善,心之本体···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于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坦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
关于“止于至善”的解读,郑、孔、朱、王相差并不大,都将明明德和亲民的终极目标定为“至善”。不过“止”字却更加值得令人捉摸。笔者以为,朱熹的“是而不迁”解释的最得当,不迁,就是不改变的意思,“是而不迁”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如果不止于至善,则易发私心,会使“明明德”和“亲民”僵化,“亡其本”,导致是非不明,人欲肆虐。
这就是《大学》中总领全文的三纲领。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孔颖达:“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者,若于事得宜,而天下万物有本有末,经营百事有始有终也。“知所先后”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万物,皆识知其先后也。
朱熹: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而后。
王阳明: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民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
孔颖达对“本末”、“终始”的讨论是基于天下万物百事而言,而朱熹和王阳明则进一步与“明明德”和“亲(新)民”结合。前文也说道,朱熹和王阳明对此理解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明明德”和“亲(新)民” 是否是一事物。王阳明虽然认为朱熹的“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并无不可,但他指出,“本末”本来就是相对一物而作出的讨论,“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朱熹认为的两物终究是对“本末”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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