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关于李敖和胡因梦相爱相杀的感情，让我对李敖这个老年聊发少年的老少年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定拜读他的经典作品《北京法源寺》。
李敖创作时并未到过法源寺，是根据照片以此为背景写的小说，他读万卷书写文章，读后当真觉得他已然走过万里路。戊戌变法我们都很熟悉了，李敖详人所略 ,略人所详，以法源寺作为故事北京，描述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仁人志士为中国振兴所做的努力和心路历程。
法源寺起源
法源寺的来源，从唐太宗攻打高句丽失败只剩余五分之一活着回来，为追念征东而死的将士，盖了一座寺“悯忠寺”，寺里有座大楼叫“悯忠阁”，立了许多有名无名的纪念碑。后经历多个朝代更迭，寺庙在动荡中幸存，后雍正皇帝改名为现在的“法源寺”。
将个体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
在法源寺内佘法师和康有为进行了许多辩证，就唐太宗辩证善恶唐太宗为逝去的将士立庙，但若不出征就不用立庙，但身处最高处怎能不出征。就明末名将袁崇焕辩证忠义，袁崇焕为明死，清用反间计将其杀害，但明说他叛逆，清又不会给他攻克昭雪。谢枋得为信仰而死，他认为宋亡则中国亡，那是当时的见解，蒙古族满族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一直都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和群体一起沉浮就免于受伤，若过于优秀就会遭到群体迫害。
清朝内忧外患，遭遇西方各种的攻打入侵，内有西太后的专政，垂帘听政，扰乱朝纲。从咸丰皇帝死后到清朝结束，中国偌大的国家就围着一个人玩乐，她的地位权势在日益提高，中国的地位在急剧下降。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海军仍旧分为不同势力，在海战中都想保存各方势力，这不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更像是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日本。高中时不懂为啥所有失败的战争都是李鸿章去签订，此刻猛然明白，战败总得有人签订，主和的袖手旁观，主战的出人出力收拾残局。那是一个新旧势力思想更迭的时代，是英雄惨死，不良人浑水摸鱼的的混乱时代。
时代造就人才
无论是汉武帝逐匈奴于漠北，是大唐盛世四方来朝，还是康乾盛世，皇帝的睿智开明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时代，是他们在享受那个时代红利。纵观两千年中华文明，无一不是新朝代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前两三位君王让利于民，休养生息，积累大量财富物资，后世帝王有了充足财富征战四方，时间一长，再后世帝王似乎就没有太多能干英明的君主。那细想一下，历史也是有规律的，从最低点到达最高点，月盈则亏，则开始逐渐下滑，但总体经济水平是上升趋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绪主张戊戌变法，急于拯救自己的王朝和国家，但困于各方势力，只能惨败收场。这不是一个人努力就可以颠覆的，是乘风破浪的顺势行为，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
舍生取义与保全势力间的权衡
谭嗣同明明可以逃到天津或者其他国家大使馆，但他选择了被斩首，用自己的头颅来告诉中国人：改革之路不通。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的转换需要有强有力的事实来佐证，他选择当那个连接者，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响彻整个中国上空。康有为选择了保全势力，并不是畏惧死亡，在选择改革的那一刻就已置生死于身外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他的想法，一个改革失败，并非证明改革的路不可走，只要我还在，希望就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这两者之间没有对错，就像饮食有人爱米饭有人爱面条，目的都是为了温饱，途径不同，但结果一致即可。
旧时代的领航者，新时代的守旧人
谭嗣同是在履行时代的使命，梁启超是在追随时代的脚步，康有为则像是旧时代的先知，新时代的守旧人。时代是变化的，康有为预知时代，在民众尚且浑浑不知时看到时代的未来，却在时代已经向前发展时未跟上时代步伐，成为时代的弃儿。有种袁崇焕的同命相怜感，不被两个时代的人认同，先知总是孤独的，需要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苦楚。
法源寺寻李敖足记
为此我专门到北京法源寺去寻李敖足记，法源寺位于北京西城区，寺内设有佛学院，有许多僧人。院内布置和大部分寺庙一样，晨钟暮鼓，大雄宝殿，藏经阁。悯忠阁是小说里佘法师归西的地方，站在墓碑前想象康有为与佘法师谈论“善忠”。李敖在写作《北京法源寺》时并未来过这里，是他人代为拍照收集寺庙素材加以创作而成，在05年的时候专门到过法源寺，悯忠阁里的钟上刻有他的名字。
戊戌变法至今已有122年，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改革是与虎谋皮，革命才是王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此我们缅怀先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前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荐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面大段的对话写的非常深刻，而法源寺也可以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静静踱步于寺庙，平心静气，与外界隔离，于先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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