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作文时，杨绛先生已故去有些时日，除了偶尔还能收到些商家的促销信息外，关乎先生的文字和信息就寥寥无几了。就好像这是纷繁世界里的某一阶段的一个潮流热点，只能够引起人们一时的兴趣，这阵潮流一过，步履匆匆的人们就又去追逐别的热点了。
先生的故去，颇让我有些意外。前些天刚写了一篇关于《我们仨》的文章，文章的结语是“惟愿先生安康”。之后看到先生因病入院的消息，十分吃惊，但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先生能够早日康复。却未曾想，百岁高龄的先生，终究还是未能敌得过岁月，溘然长逝。
我并非大家，也不是名士，所以尽管对先生的故去深感遗憾，却也不敢去去妄自菲薄的作些浅陋之文缅怀先生，那些文章，自会有人去作，而且不在少数，并不多我这一篇。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在先生故去后的一两天，种种关于先生的文章竟呈现刷屏之势，无论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报道，都给予此事极大的关注。这自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充斥荧屏的明星真人秀和电视相亲之外，还愿意在一位学者故去之后，去怀念她，去追思她，这一方面说明先生本身对这个时代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也至少说明，对于文化和文化人，我们还保持着一份敬意和尊重。
但我终究还是低估了这份热情，现代媒介的发达使得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了解一件事情来龙去脉，从而使我们能够紧跟这世界的潮流。与此对应的是，当我们想要标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时，我们再也不需要义正言辞的发表演讲或宣言，而只需轻轻一点，按下“转发”，发出一条状态，便可表明我们不仅知道这件事，并且有自己的想法要说。
于是，在先生故去之后，各种关于先生的链接和文字被铺天盖地的转发，并且被配上些深情文字。这仿佛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一方面既寄托了自己哀悼，另一方面又向朋友们彰显了自己的文化品位，看看，对这样一位学者大家的故去，我也是深感痛惜的。
但真正令人痛惜的是，在这些无以数计的转发者中，有很多并没有读过先生的作品。至少如我所知，当我向一位朋友提到先生故去的消息时，他一脸茫然的说道，哦，那是谁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下一分钟就发出一条声情并茂的状态，表达自己对此事不仅关注而且遗憾。
至于他对先生的作品和文字所知多少，则是一件完全不重要的事。因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落伍，而且是紧跟热点的人——尽管在此之后，他也并不会去专门去读先生的作品。
而作为媒体,自然也会在第一时间开辟专栏,或追溯其一生经历,或介绍其相关作品，好像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最权威的解读。这一方面是媒体本身的使命和责任要求其所刊内容必须具备时效性关注度，但另一方面，也很难说这其中没有想要赚取眼球、增加点击率和转发率的意思。我绝非认为媒体不应如此关注此事，而是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在先生故去之前，并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报道和新闻——但这本就是我们最擅长的事：当一个生命逝去之后，我们才发现他的伟大；当一件东西丢了之后，我们才知晓它的珍贵。
但于先生来说，她大约是不想被如此打扰的。她很早就说过，去世之后不搞追悼会，不做缅怀仪式，她甚至已将他们夫妇所得的全部稿费八百余万全部捐出，她只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她从来不畏惧死亡，甚至是豁达而安静的：“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把自己一个世纪的阅历与感悟，全部用文字呈现出来，为我们留下一篇篇佳作，在她看来，这已足够——她已把她最珍贵的东西，尽数留在了人间。
钱锺书、杨绛与女儿钱瑗
然而活着的人，向来最愿意以自己理解的最佳方式，对逝者表示怀念。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现诸多名目花哨性质各异的学术交流会，或曰“逝世一周年”，或叫“诞辰一百年”，总之，尚在人间的后辈一定会搞出些动静，以表示自己对前辈先贤的尊崇——这自然也是当今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甚至已成为一种主要方式，但在这些看似高雅的会议或沙龙中，产生的究竟是精神财富还是文字垃圾，则颇值玩味。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他们的留给我们学术精神和普世情怀，而非借着他们的名号，达成自己的目的。
就连笔者这篇文字，也有多余之嫌。我深切地明白这世界很大，人们很忙，在这人间每天都在发生更值得关切的事情，我们不能奢求人们一直把目光停留在一件已经结束的事情上。我也只是一个在文字和精神上受过先生恩惠的普通青年。在先生故去之后再作此文，绝非是要显得特立独行抑或哗众取宠，只是觉得，真正的怀念，是留在心里的惦念，而非指尖上那一随便转发。
先生已走了有些时日，大约她已与他们父女重聚了。她可以把这些年的离情与思念，好好地，细细地，讲给她的锺书和阿圆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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