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用了七到九章这三章的篇幅仔细描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场政治浩劫对于苏东坡整个人生产生的重大影响乃至为整个北宋皇朝走向羸弱所埋下的祸根。
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等这些名字从前对我而言仅仅意味着文学家的大家或有造诣的伟人,却从没有想到他们原来也曾是波云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存在,可以说是长了不少见识。
在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台上,人物被分为变法派与反对派。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顽固而又偏执的王安石。他外表邋遢不羁,似乎是在以这样的形式来告诉世人他只在乎他的千秋功业,外在的一切与己无关。而这样的不修边幅则被作者讽刺道:“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都相信邋遢是天才的标志,拒绝绅士的衣着便是不朽的最佳保证。有人还有一种怪想法,以为污秽表示不重视物质环境,因此代表更高的境界。如此推论下去,天堂岂不充满又脏又臭的天使”。这个说法真是嘲讽得切中要害,甚得我心。想到今时今日还有不少自以为与众不同的人或者影视作品里塑造天才时还会采取这种奇形怪状的形象,不免觉得好笑。有些事情过了头就显得做作了,也难怪当时的仁宗会觉得王安石有些虚伪了。
但这份虚伪还只是一层表象,内在是偏执顽固的精神状态。一心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出于好的立场终将结出圆满的果实,听不进身边任何一个人的劝告,钻了牛角尖,一条道越走越黑越走越狭窄。这样的人,本身于己于人就是一种危害,一旦掌握了权力,扫射的幅度更是扩大千倍万倍。
历史上给人民带去苦难的独裁者不计其数,简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罗马皇帝尼禄这样的暴君,所作所为只为取悦他一人;另一种则是希特勒这样的疯子,坚信自己的治国方针和对外侵略是在为国谋福祉,其实不过是将更多人拖入地狱中罢了。两者的危害很难说谁更严重,但王安石代表的无疑就是后面这一种,为了他理想的国度,坚持推行事实上根本不利于人民的诸多政策,排除异己,蒙蔽皇帝的耳目,最后闹得百姓穷困不堪民不聊生,庙堂贤臣尽失奸人当道,国家由盛转衰一败涂地,王安石也终被自己提拔上来的小人给赶出了政治舞台。
宋神宗年轻且野心勃勃,想当一个明君。然而他所信任的王安石却并非贤相。从他一叶障目,任由王安石罢免御史开始就注定了他不会成为一位开明君主。
朝廷曾经有过一批贤臣。早在变法之初,司马光、韩琦、富弼、欧阳修、张方平、范镇等等仁宗时代所倚重的老臣便再三上疏提醒皇帝王安石的偏激与变法的不可行。然而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听取,换来的只是自己的被罢免。书中提到富弼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政治斗争总是好人输,小人一定会爬到高位。因为好人争原则,坏人争权力,最后双方都各得其所,好人去职,坏人留下来。”这样的警句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处于高位的领导者,无论治理的是国家,还是管理的是企业,如何判断奸善,都是尤为重要的课题。
到最后那些重量级的大臣们几乎都被赶跑了,还剩下苏东坡这种小官。作为一个活在社会上的人,他自然害怕因为仗义执言而被打击报复甚至丢了性命,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活着的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人,苏东坡的正义感不允许他对世间丑恶不平之事视而不见,更不允许他装聋作哑甚至说出违心之语。很显然,苏东坡就是这样的苏东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他才能得到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喜爱与敬仰。
为此,他写出两篇旷世建言书,文风激昂,笔触大气,有理有据,雄辩滔滔,即使放到今日来看,依然大放异彩。其中摘取我最爱的一段如下:
“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
我以为这样的文章必能打动皇帝,但事实是他并没有得到回音,再寄去第三封信后,最后得到的是离开京师去杭州赴任的调令。
当权贵专横把持朝政时,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毫无疑问地会被剪除。也由此可见,一个庙堂越是能够容纳多种意见,并使之并存,越见于开明。我们学习历史也好,伟人生平也好,便是要从这些失败与成功中汲取经验,既要能受到欧阳修苏东坡这些人的正直与大无畏精神的熏陶,也要看到王安石宋神宗这些不能容忍者的性格弊端,然而反思自己平时的言行举止是否一样狭隘,又是否做到了心口如一的正派。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撰写的这三章生动紧凑,虽然是传记书,却如同小说般充满情节感,实在有趣。我读得也很开心,笔记更是做了一大堆。好书莫过于此,读完后能反思,能学习,得到许多,便是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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