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我总有很多悬挂在喉的疑问，可一提笔，总觉得笔上若有多重大山，我化解不了这林林总总的心结。
今晚20:01，我的手机振了振，从学校教务系统弹出这样一条消息:“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安全公益课”的成绩、绩点。
教务系统的消息截屏
看到这条消息后，一些无厘头的情绪缠绕心头(学习的过程中倒不觉得)瞬间觉得很讽刺！所以也失去了“查看详情”的冲动。
如若将疫情防控成果换算为成绩、绩点，世界各国将会是多少呢？
有多少人拿到满分答卷？
有多少人旷考？
有多少人挂科？
有多少人等待重修？
哦，我错了！
它只是“公益课”、“选修课”而已，对吧？
当然，本文不会在此讨论国际防疫的相关新闻，那是属于微博热搜的范畴，这里就不盲目凑热闹了。接下分享的是疫情期间，对于相关伦理问题的一些思考与记述。
一、如果是李文亮，你会这样做吗？
相信大家对李文亮医生的故事都有所耳闻，这个悲伤的故事我实在不忍反复叙述。但一直有一个问题根植在我的脑海里。
李文亮的妻子付雪洁是我的师姐，故事发生很久以后，我还能在学校的相关论坛中看到一些后续信息，每次看到关于吹哨人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等讨论，我的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二月，记得有一次，父亲问我 : “如果你是李文亮，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做？”我没想太多，回答他说：“是！”父亲再没说话，眼睛只看着窗外的雪花儿，那一瞬间一股凉劲儿直蹿进我的后脑勺。
当真如此吗？我想我没有权利去替未来的我来回答，因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大多是复杂的，医务工作者拥有的不仅仅是职业角色，他们同样还是父母的儿女，小家的顶梁柱。
后来我意识到，父亲的问题关键不在“勇气”，而在“底气”。
基辛格曾经在《论中国》中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疫情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批敢于担当、敢于为天下先的勇者，大多数人在致敬英雄的同时，都在讨论“勇气”一词，可有多少人在意这份勇气背后的真相？
勇气并非一味地逆流而上，勇敢不在于能够蔑视危险，而在于认请危险、战胜危险。要谈勇气，必须先有一份底气，正如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老先生对赌命在自己身上的家属说的话:“手术不能盲赌，必须要有百分之几的赢才行，不能明明晓得不行，愣是去做。”百分之几的赢从哪里来？从自己的底气中来，而底气来源于能力，能力的认识得益于高度的自知之明！
所以但凡谈勇气，必须谈“一马当先”的底气。医学行业如此，各行各业何尝不是？
二、举报人，被举报者，孰恶？
疫情是一面照妖镜，有人闪闪发光，有人纤毫毕现。
一个叫吴悠的人被全网关注。他是武汉一所学校的实习老师，25岁，热血青年。
疫情期间，为了抵抗负面情绪，为了患高血压的婆婆能得到及时救治，他走街串巷，为武汉居民义务送药，为多户求助者送去防护物资，但是，他被举报了。好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证实了吴悠的无辜。
如果说吴悠们的行为的确有违背法规的地方，那么，这些举报者的行为，其性质更像是一种“诱导违法”或者说“共谋违法”。
他们先是自愿接受与现行法规对照稍有瑕疵的施惠，从中得利，然后一转身又借助自己早先抛弃的法规来对自己施以再救济。
对不法行为的举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种没有底线的举报行为。
从杨文医生遇害到陶勇医生事件，我们看到太多的法律待修缮例子
法律不是一纸冷漠的黑色方块字，所以法律应该有一个法律的规范，对恶的链条，哪一环都不能放过，这不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修缮问题吗？
可怎么修缮、何时能修缮好呢？
三、是党员，就该义不容辞吗？
抗疫期间，如果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党员是否应义不容辞呢？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马克思·韦伯把人的日常行为伦理分为两种：
①信念伦理 : 即按照信念或信仰去做事，不管结果；
②责任伦理 : 即要对事情的结果负责。
他认为，在中世纪，人们只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秉持的都是信念伦理，做好该做的，将结果交给上帝。而在祛魅的世俗社会，人们的信念各不相同，不再有共同的上帝，也不再有天国。
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就成为了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
责任伦理，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和个人信用之上的。
我不是党员，但是身边有不少优秀的党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后话，留给身为党员的一部分简友去思考，很期待你们的回答。
四、大事件上你看到的“善举”有哪些？
关于在“抗疫”中出现的医学伦理问题，让我感触很深的有这样一个点，国家采取的 :“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的举措。
在2月10号，新华社发了一篇名为“应收尽收 不漏一人——武汉发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收尽收的总攻”的文章，透露出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了最关键、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也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决心和目标要求。
其实早在疫情开始时，我们就积极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武汉先后设立了一批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以“中国速度”建成了专门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后来将一批体育馆，学校，宾馆等改造成方舱医院和疑似患者隔离点等，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尽最大努力收治患者。
我们国家是人口大国，当然也是医疗卫生大国，在此次疫情面前也要承担更大的医疗卫生压力，但是人人都应享有基本健康权，医疗卫生资源应该被公正的分配，这就是公平原则，这看上去只是普通的四个字，然而它已在我们决策者、医务人员心里潜移默化了。
在网上看到类似这样的话 :“感染新冠肺炎后危重症患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基础疾病多，治愈率低，应该放弃治疗，节省医疗物资”，如果这样或者说放弃一部分人，那这个社会将很快出现动荡，国家出现危机。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体现在方方面面，例如，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到党和国家在脱贫攻坚中对人民的承诺，教育一个都不能少，脱贫攻坚的路上也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我国人民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共同有的其中一个“善”的标准。
通过对比，你看到的“善举”还有哪些？
五、疫情中，医生该不该主动请缨？
我身边的亲友在讨论时认为医生就该去，就该不顾自己安危。（根据他们的谈话个人理解的吧）。他们对听到某某医生害怕感染就不去了的事例表现得很激动。
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种特殊时期，医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应该做些什么，当然，这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没人能强迫他们必须守在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同行的医者不能，在家磕着瓜子的群众就更没资格了，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命。
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去救助他人的是英雄；爱惜生命，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的人是普通人，做普通人没有错。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并罗列了十二种违规情形。
其中，第十一款为“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不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的”。所以医生是不能拒绝安排，而非不主动请缨就得备受舆论压力！
这是五个新冠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伦理问题，分享的视角仅来自于一名小医学生，观点难免有失偏颇，如若您从您的角度看到了更全面、更深层次的东西，请留言于文末，大家一起虚心学习、潜心思考。
感谢简友们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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