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如我，故乡最是相思，一草一木、一粒一粟皆是思念。
2020年眼瞅着即将过半，我的故乡，乡亲们田亩里的每一个麦穗必定都谦恭地微微垂下头颅，无声地接受每一滴晨露的滋润和每一束阳光的辐射，逐步地告别生涩，完成它们生命的华丽转身，也许只为听到乡亲们那一刹那丰收的赞许，也许什么也不图，顺其自然地做着最美的归宿。
那些毕生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们，此时此刻，都必定默默地在心里祈祷，祈祷着两件大事。一呢，希望老天爷有眼，一定不要下雨，不管是连阴雨还是大暴雨；其二，都希望自家的麦子千万不要着了火灾；在这样忐忑的心情里，都翘首以待，等待着丰收的麦子顺利入仓或者卖成钱，才能缓解眼下的忐忑，慰籍一季的辛苦。
为什么说这两件事重要呢？我相信熟悉农事的朋友，自然一清二楚，不多赘言。
故乡有句众所周知的俗话。‘磨镰，不耽误割麦。’由此可见，麦子熟了，自然需要镰刀伺候，如同一日三餐的烹饪，都需要炊具伺候般自然而然。
打我记事起，每逢这样的日子，家人总是匆忙的，甚至我的内心也是焦灼的。父亲常说。“真巴不得一个人拆成两瓣用，最好夜里还能有一个大月亮，好早点割完麦子，睡个踏实觉！”“得亏俺家地少，要不非把人累死不可！”母亲有时也不无风趣地跟乡亲说。“麦子啥时能收拾完啊？身上天天胡草（痒）地要死！”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烦麦季收割麦子，其次就是收苞谷，总是时不时地嘟囔着。
这收割麦子的关头，每天清晨，天蒙蒙亮，父母都早早地起床，只有我还在床上做着不知所云的梦。母亲往往在厨屋里围着锅台转，为我们做着稀饭，一条条火舌在灶台里往外做着鬼脸，一缕缕炊烟稀释在故乡的晨雾里，一阵阵清香的苞谷糁稀饭味弥漫开，从厨屋弥漫到整个庭院再随着炊烟一起被稀释；父亲往往用洗脸盆接来小半盆井水，拿来一块半尺左右的不规则的磨石和两把镰刀，蹲在脸盆旁，身子微微向前倾斜着，先时不时地用手掌从盆子里撩点水到磨石上，再用双手握紧镰刀的一面左右，斜着在磨石上划拉划拉地来回摩擦。
母亲做好了饭，就要叫我起床，父亲手里的镰刀也磨的差不多，总看到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镰刀的刀刃上试试是否锋利，如果不利，往往还需要他继续磨，磨镰，还真是一件不得不耐着性子的事，马虎不得。
不管父亲是否磨好镰刀，母亲都会把稀饭盛出来。吃好饭，父亲就把镰刀放在板车上，拉着我去地里，母亲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等到了麦地，父亲母亲分别负责几行麦，一前一后地，尽心尽力地向前割去。他们都佝偻着腰肢，往往左手抓住一把麦子右手拿着倾斜的镰刀，一把一把地割下去；每割一把就抬起身，往身后放去，堆成一个个小堆；父亲时不时的需要捏两把割下来的麦子，做成‘麦腰子’，好捆绑起来方便装车和往打麦场堆麦垛子；稚嫩的我，往往钻在板车下的阴凉里，一个人胡乱地玩。
我真正开始割麦，还是八九岁的样子。为了和挨边地里的乡亲比赛，跟在父母的屁股后面，模仿着他们的样子，笨拙地拿着镰刀，割着近靠地界的三行麦。父母和乡亲看到我的样子，都欢快地笑起来。
等到快晌午，不管是渴了还是饿了，都可以去挨边的一大片桃树地摘三五个桃子，用河水洗洗就可以吃，只要不是大规模地去采摘，乡亲们都不会在意的。
每次回家，父亲估摸着嫌我太小，怕我走路累，往往把我抱到板车上，一屁股坐在那一捆捆麦子的中间，摇摇晃晃地被父亲拉回村外的麦场。
从那以后，每一年的这样日子，收割麦子的日子，总会多多少少地帮忙出把力，特别是十一二岁以后，家境衰微，日盛一日，知识的获得，道理的疏通，也日渐增加，学会了忍耐，即便一万个不乐意，无数的埋怨，也不得不帮助父亲割麦，承担一点微不足道的责任。
一直持续到读了中学，收割机逐步地在农村普及，那些最擅长度量生活成本的乡亲，大概也算出用收割机比人工收割似乎还划算一些，所以乡亲们都用收割机来割，父亲也就随了大流趋势，镰刀退出了故乡割麦的舞台，我也再也没有用镰刀收割一粒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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