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的热情非但没有减少，反倒与日俱增。众所周知，曾国藩天生资质平庸，最终却位极人臣，“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被誉为近代唯一的圣人。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评价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非常佩服曾国藩。据说蒋介石的案头就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那是为了取悦他那信奉基督教的太太，另一本书就是《曾文正公全集》。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影响力绝对非同一般。他一生的成就绝对离不开他后期的“每日精进”——没有一日不读书，没有一日没反思。但，说起他后来养成每天读书的这一习惯，根源还是得益于他父亲正确的教育。
说起这事，还得从道光十六年说起。这年，曾国藩二十六岁，但已是他连续两次参加高考（会试）落榜。放榜后，略有失意的曾国藩无意在京城逗留，他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归。但，他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进一步增长自己的见识，因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的路”。
途经睢宁时，曾国藩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决定上门拜访当地的知县易作梅，以便借点回家的路费。易作梅也是湖南湘乡人，和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十分相熟，并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知，易作梅自然要挽留这位老乡玩上几天。几天的交往中，易发现曾国藩虽然会试未中，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上感觉到，这位老乡今后必定是个非凡之人，前途无量。当他知道这位年轻的老乡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时，便有心帮助曾国藩。临别时，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借钱做路费时，慨然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这一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据史料记载，当时易作梅的一年的俸禄，也就是40两银子，曾国藩父亲作为一位私塾老师，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十五两银子。100两银子相当于易作梅两年半的俸禄，曾国藩父亲七年的收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曾国藩感动不已。
当船到达金陵（今南京）的时候，曾国藩下船游览，发现金陵的出版业非常发达，丰富的书籍让他流连忘返。一日，曾国藩在书肆中闲逛，忽然发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印刷精美，油墨芬芳，让他爱不释手，他太喜欢这套史书了。一问价格，不多不少，刚好白银一百两。这对当时的曾国藩乃至他的家庭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书商似乎也看出了曾国藩对这套史书的喜爱，开价一百两银子一分钱都不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书是讲究缘分的，失去了这次购书机会，也许今后都不会再有了。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钱已经交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花费的应该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已是初夏，也不会再穿，索性全部典当了出去，也许勉强可以凑齐回家的盘缠。
想清楚了，曾国藩咬咬牙，把自己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典当铺，毅然把那部让他魂牵梦萦、倍加喜爱的二十三史全部买了下来。整套二十三史搬运到船舱中，散发出阵阵油墨的清香，让曾国藩如获至宝，倍感陶醉，心灵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是快到家时，曾国藩突然有点后悔了：自己不仅连续两次会试落榜，而且还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已经有点没脸见家中父母了，现如今，自己又擅自借巨款买一套书，心情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忐忑，很沮丧，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现在，不要说拿出家中七年的收入去买书，就是拿出半年的全部收入去买一套书，你的父母真的愿意支持你吗？就我所知，我周围朋友们的父母，包括自己的父母都不会同意的。犹豫再三后，曾国藩最终还是决定一五一十的将自己借钱买书的事，如实向父亲禀报，并且做好了被父亲责骂的思想准备。
老父亲听完他的汇报以后，沉默片刻，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读书人嗜书如命，理所当然。买书的钱我会慢慢替你偿还，你不必担心。但，须谨记，你所买的书，须认真仔细研读完，便不负这一笔书钱。”说完，便平静地走开了。
曾国藩听完父亲的话，沉默半响，然后跪下来对天发誓：“此生，若不每日读书，便为禽兽！”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不在赘述。
通过这一件小事，就足以证明曾国藩的父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智慧。试想，如果当时他的父亲臭骂他一通，甚至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曾国藩很有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心理，同时，他读书的兴趣和愿望，很有可能同时也就被熄灭了，至少不会那么强烈，日后坚持每天读书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我们现在的很多父母，不就是经常干一些类似的蠢事吗？当然历史是不接受假设的。
一个人成材的因素固然有很多，这个单一的史料记载，也并不足以证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就是曾国藩成功的唯一原因，但良好的家庭教育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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