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阎连科小说6

读书||阎连科小说6

文学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是密切关联的，《日光流年》也不能脱离时代。虽然三姓村是无行政归属的三不管地域，但外界的政治运动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村人的生活。作品中对政治事件没有进行直接的描写，只是通过三姓村人外出的活动进行了间接的讲述。作品中提到的真实事件主要有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阎连科在对这些政治事件的讲述时用了反讽的手法。

蝗灾后，三姓村人出去逃荒，然而不过半月，就一户不少都回来了，原来饥荒不见边际，满世界都遭着灾难。司马蓝带着村人挨家挨户搜寻铁，把犁、铁钉、铁锅、铁环铁扣铁锁等铁物统统拿走，用十一担铁换回了一担粮食。司马蓝带领杜桩等人去卖皮，卖了皮等着人来结账，结账人却“接过一捆包儿解开来，露出了两打红皮小书”。最终，他们没有要回卖皮钱，卖皮最多的杜桩上吊而死。

1956年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时代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经历过这些事件的50后作家如实书写也是可以的，但将政治揶揄反讽，用鼓动喧哗的语言来描写就会陷入政治泥沼。其实，阎连科是通过参军才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还提了干。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作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应该比别的 50 后作家更加深刻，但在阎连科这里却背向而驰。不加节制的政治反讽滑向极端便会将作家导向虚无的“伪现实”境地，阎连科其后的作品不断被禁也就不难理解了。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将20世纪50年代生人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神实主义”的掩盖下进行了书写，对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存在进行了夸张放大，是经不起时间的验证与推敲的。另外，阎连科对西方现代荒诞写法的狂热追求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骨子里的东方化与写作形式的西方化生硬拼接让他的创作变得不伦不类，既丢失了传统小说田园牧歌式的美好，也没有学到西方现代小说的荒诞精髓，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恐怖怪诞的风格。

阎连科的创作，显然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也是导致阎连科与现实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当别的50后作家经过时间的洗礼后逐渐回归与彻悟，他却仍像一个斗士一样，不停地挑起战争。这种极致的创作与当代社会提倡的“和谐”背道而驰。阎连科把经自己夸大化的死亡、苦难赤裸裸地不加修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小说到处充盈着消极、落后、扭曲的思想，突显出其个人对世界的荒凉疏离之感。他总是以绝望的笔来书写这个并不绝望的世界，将现实世界的苦难扩大化。在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中，他自觉地站到了黑暗那边。真实是文艺作品的灵魂，但过犹不及，超越真实的作品同虚假作品一样令人生厌。“神实主义”的噱头并不能掩盖其“伪真实”的本质。

《日光流年》在文体上采用了倒放式的结构，王一川在《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中将这种文体称之为“索源体”，“所谓索源体，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体”。小说以司马蓝的一生为线索，从他的死亡回溯到他的出生，展示了司马蓝的整个人生历程，用富有魅力又具有幽默感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时间的倒流，如“盛旺的树叶缩回到了芽儿，壮牛成了小犊，一些坟墓里的死人，都又转回到了世上，司马鹿、蓝三九和竹翠也都又回到了娘的肚里”。这种索源体结构模式蕴涵的是作者人生轮回的天命思想和对人生原初意义的探寻，从死亡回溯到出生的逆序叙述也深刻地传达出作家的人生思索。作者在《日光流年》原版自序中说“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枯荣的一个轮回”。人生来不及思考就要走到尽头，“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由此可想，作者将三姓村人的年龄设在四十岁包含了作者自身的思考，三姓村人在开始思考人生原初意义的时候死去，之前都只是为了权力、欲望而活，这样的人生荒诞的、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