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爱母亲，更不爱花儿

年少时，我不爱母亲，更不爱花儿。坦白说，对人世间的许多美好事物，我都不屑一顾。我分明活在这世上，可又清楚地感知到，自己与这个世界如此之远。

母亲是漂亮的，很多人这么说。他们生怕我不相信，便加些夸张的修饰，“当时，你妈妈可是村子里最标致的姑娘啊”，我总是点头，却从来未曾相信过。

我想，母亲不该是漂亮的。就算岁月再怎么折腾人，那些往日的音容还是在的。我的母亲，与漂亮这个词相差太多，我宁愿相信，那些所谓漂亮，只是年老后对记忆的篡改。母亲脸上雀斑长了一茬又一茬，那就像是庄稼赶上了雨水的好时节，疯狂生长，绵延不息。到头来，不是雀斑长在了脸上，而是脸长在了雀斑上。我宁愿忽略母亲，也永远不会忽略雀斑。到最后，我才慢慢知道，那些雀斑，是虫子，不断地嘶咬着母亲，也不断将母亲变得不再像是一个女人。

生活没有将母亲包裹成花朵，生活也没有过多的厚待母亲。母亲不是花儿，因为母亲没有柔软，只有坚硬；母亲也不会甘于当做花儿，因为她明白，在她柔弱的身后，有三个女儿需要保护。

母亲常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当时差点把你送人了呢，人家都联系好了。可我就是没舍得呀。你说要是送人了，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姐姐总爱插一句，“苦活，累活都让你干，让你早早嫁人，好拿彩礼。”

其实我知道，母亲这一生总有个遗憾，那就是要个男娃。光宗耀祖也罢，抑或只是单纯的传宗接代，她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不称职的。她能承受许多人加诸在她身上的责难和嘲讽，却永远也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是她一生过不去的坎儿。

去年寒假在家，母亲坐在院子里纳着鞋垫。暖暖的阳光照耀下来，院子里一片祥和，几只小鸡在啄着食物。我呢，正沉浸在波伏娃的《第二性》里。这时，母亲突然将板凳挪在我跟前，一改惯有的大嗓门，悄声问道：“我听别人说，生男生女是女的决定不了的，这要看男的，是不是啊？”

母亲的眼神直直地望着我，太阳耀眼的光芒也刺伤了我的眼睛。我赶忙揉了揉眼睛，装作漫不经意的样子，微微一笑，“是啊，这你都不知道。”

母亲听后，“哦”了一声，又将凳子挪开了。

我继续看书，却心烦意乱。扭头看母亲，发现针扎到了她的手，她把手噙在嘴里，眼里似乎亮闪闪的。波伏娃说：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女性主义者说：男女应当是平等的。我看了那么多书，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却在母亲面前，无知得像个傻子。

母亲用一辈子在弥补这个遗憾。她硬生生的，供我们姐妹仨读书，逃离这个小山村。也许她是想证明一些什么东西，也许她什么也证明不了。

只是因为，她爱我们姐妹仨，甚于自己的生命。

我记忆向来不好，该忘的，不该忘的，常常一股脑全都忘记。所以，我的人生不是向前走去，而是停留于原地。家门口那条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流过了春夏秋冬，也流贯了我的整个生命历程；而父亲与母亲的吵闹打骂，似乎才刚刚发生在昨日，又似乎仅仅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的记忆常常回到少年时期，也常常戛然而止，徒留我坐在空荡荡的旷野，捶打着地面，仰天长叹。

对母亲而言，婚姻只是婚姻而已，无所谓爱情。媒人说好，双方父母拍定，母亲甚至未和父亲说一句话，两人便已迈入婚姻的殿堂。她看着眼前这个将要陪伴自己一生的男人，突然陷入恐慌。她觉得家人欺骗了她，生活也欺骗了她。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可笑，然而，又是那么的可悲。她悲哀自己的命运，却又抓不住一株稻草，她似乎看着自己，一步步地身陷泥淖，徒然挣扎。

后来，时间过了很久吧。父亲因为意外，卧病在床，吃喝拉撒都要靠母亲照顾时，我问她，“你爱爸爸吗？”

母亲摇头，泪水让她的雀斑，变成了闪烁在天上的星星。

这是一个太过深奥的问题，或许她从来没有思考过。他们怎样过完了这一生似乎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一生之后的我们，开始有了爱憎，开始明白，也开始懂得。

印象中，父母从未并排走过，他们的距离是远的，遥不可及的。有时候上街一块儿买东西，父母一言不合就会在街上吵架。他们世界的交叉点，永远是吵架，不休止的吵架。真的，我们姐妹仨从未想过，父亲的意外，竟然让那个坚硬的母亲，变得柔软了些。

我说，年少时，我不爱母亲，更不爱花儿。那是因为我本能的对一切都排斥。可时光走啊走，转啊转，当再回首，看到病床边的母亲的淡淡微笑，我想，一生呵，不就是一生吗？往前走去，所有的不顺心都会过去。就像母亲这样，就算生活不爱她，不眷顾她，她仍然那么强烈地、固执地爱着生活。

而这，便是一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