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月球靠近地球，地球也会冒着自身毁灭的危险，利用强势的引力，将月球层层剥茧，撕个粉碎。权力就是引力。
在北魏朝廷，拓跋弘是月球，文明太后是地球，现在文明太后已经感觉自己受到了引力骚扰，决意要将月球撕裂。
延兴末年，文明太后不温不火地接管朝政，具体干了些什么活？魏书·高祖纪说到，她在考核官员；而男月亮拓跋弘，只宁静地待在宁光宫，除了能念阿弥托福、急急如律令敕以外，捎带能涉及的业务只有内务曹橼闲散事情。
文明太后利用皇帝权杖，对官吏连续发布了两道诏书，这两诏只是文明太后在皇兴年间内政治理主思路的延续，就是利用现有的权力和财政资源，团结好同志，重点做通人的工作，关于这方面，文明太后在拓跋弘当政期间总共颁布了六个诏书，这六个诏书代表了她的权力意志，本人姑且将它们称为“拔才六诏”。
一个是皇兴元年的 “正名爵位诏”，在诛杀乙浑之后颁布的，内容在上节说过。
二个是延兴二年的“牧守连任诏”：《书》云：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已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
三个是延兴三年“郡县官员考核附加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
四个是延兴三年的“问政免罪诏”：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
五个是延兴五年的常诏：定考课，明黜陟。
六个是延兴五年的“免官附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并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这几个诏书都是围绕官员的升迁赏罚来做文章的，而在拓跋弘被迫强行学习期间，文明太后后发的三个诏书，有两个要命的地方，一是原谅民告官的人，严查被告；二是开相互告状的制度。这就是鼓励举报和官员相互揭发，上面再根据所谓调查结果对官吏进行量刑（就是因为开了这个先河，导致御史中丞、司隶校尉权力扩大，在后大有文章可做）。
诏书一发布，虽然朝廷刑法有所减轻，但触犯法律，那要死要活是统治者一句话，所以当时人人自危。在法律历史上，有两条历来的与死亡最接近就是罪名是政治和战争罪，而又有一条求生之窗叫“坦白从宽”，明白告诉你，忍不住可以狗急跳墙，所以那些政治犯罪较轻的罪犯就立马输出忠诚，祈求赦免。
当有政治罪犯坦白从宽，请求赦免的时候，太上皇帝真正就不能安静读书了。
不巧的是，延兴年间，河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加上还有水灾后遗症，所以在刺史的撩拨下，河南地区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民变，洛州豪强贾伯奴、南豫州豪强田智度（造反时年纪十五岁），他们啸聚千余人，攻打州郡，一时之间，北魏南方风起云涌。
再看看河南区位，往西是仇池国、往南是南蛮之境地、东边是南方攻击的徐州、东北角的齐州刚刚才平息完叛乱，而北面的军镇枋头守军没几个，于是两个豪强的叛乱打得顺风顺水，一度占据了洛州、南豫州的首府，耀武扬威。
叛乱的消息传到了平城，打还是不打？文明太后一声令下，打，不过京城不出兵，京城出兵，防卫空虚，在此之际，怕又会出现沙门慧隐一般的叛乱事件，她手诏一封，着北豫州刺史尉拨、洛州刺史丘顿（功臣丘堆之后，与拓跋弘玩得好）、南豫州刺史车古拔剿灭叛军。
想想也知道，这三个人里面，除了尉拨是专心派兵，其余两个都是吃了朝廷军粮，却没有走上行军的路途，军士在军营里面牌九、骰子、握槊、饮酒，结果当然是平乱效果不仅不好，还要反复下拨军饷。
一来一回，半个月有余，文明太后听到报告后，又想起奚买奴曾经告密所说，于是找了自己欣赏的男人王叡的恩师、在河南地区纳过降、招过叛、立过功、行过恩惠的郑羲来朝，郑羲被文明太后待之为亲信，关系很熟，她就直接对他说，小小蟊贼，猖狂不通晓谕，负隅在彼，今赐白旄黄钺、印绶兵符，带领平城守卫五百前去，周旋周边兵马，一并平乱，请记住，务必生擒，另有用处。
郑羲去了后，对地方刺史、郡守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亲自杀了一个郡守立威，这样的行为，果然效果不同凡响，平叛瞬间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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