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上帝爱我们吗？

十多年前，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最喜爱的人物是田晓霞，因为她是那么的完美：漂亮的容颜、不俗的家世、过人的修养、独立的人格——那个暑假，在表哥家看这本书，看到她为救洪水中的孩子而献出宝贵的生命的章节，我失声痛哭。

十多年后，重读这本书，我感动于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因为他们才是现世中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我。尽管平凡如许，却活得那么用力。他们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

读《乡下人的悲歌》，很容易让我想起《平凡的世界》，想起在苦难中挣扎但从不低头的少平、少安们，也想起那个距离我们有些遥远的晓霞。我甚至庆幸，路遥让她的离世那么的及时，不然，她和少平的结局会不会又是一个少安和润叶的翻版？

这本美国人J·D万斯所写的《乡下人的悲歌》，严格意义上说算是本传记。作者祖祖辈辈生活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他的阿公、阿嬷离开阿巴拉契亚地区去米德尔敦的大企业工作，虽然跻身“中产”但仍未改变底层白人的生活习惯。许是因为童年阿公和阿嬷的争吵让儿女们极度欠缺安全感，万斯的妈妈十几岁就辍学生子，其后“如旋转门”一般来来去去的不断的更换配偶，后来甚至成了“瘾君子”。万斯的世界里充斥的是继父母的争吵和复杂的同母异父或无法说清的继兄弟姐妹关系。而这样的他却走向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样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名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突出了一个社会问题：“难以逾越的阶层”。

从早些年对“凤凰男”的种种吐槽，到那篇红遍天涯的《寒门再难出贵子》，再到如今阶层固化、原生家庭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阶层的难以逾越似乎已成为在当下中国根生蒂固的共识。连《圆桌派》里的蒋方舟都在质疑：为什么这么多年后又重新提及原生家庭的重要性？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

作者万斯提到阶层固化这个问题，从自己的角度阐述了多方面的原因：贫穷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饮用过甜的食品，缺乏自律不坚持运动身材更易肥胖，依赖社会福利宁愿领取食品券而不是出去工作，工作时勤奋度明显不够，欠卡债购买大量的物品缺乏规划，信仰缺失，家庭暴力和吸毒普遍存在，孩子的家庭教育未被重视。提到的问题是世界难题，难怪书的封面写“全世界的绝望和焦虑”。

美国南北战争后，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今天，尽管有“美国梦”鼓舞着这个国度的一代又一代人，但即使在白色人种中间，阶层的壁垒仍然无处不在:所住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差异、人脉资源的迥异等等将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画上了深深的鸿沟。就算是通过快速向上的社会通道走上了“中产”的阿公阿嬷，仍然时时处处感受到自己是“乡下人”。当旁人问万斯是否耶鲁大学的学生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万斯甚至会因为所谓的“文化壁垒”回答“我不是，但是我女朋友是耶鲁的。”他们力图摆脱“乡下人”的命运需要用尽几乎所有的努力，而一旦摆脱又在阶层的夹缝中找不到自我，这让人不胜唏嘘，更让人深思。

幸运的是，万斯走了出来，药方是爱和努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成功的人都有个很棒的阿嬷，以前读《佐贺的阿嬷》也曾数次动容。这本书中，万斯也有个很棒的阿嬷。尽管她是个彪悍的能够拿着枪威胁人的女性，大嗓门有些刻薄，可她用她的爱和信任拯救了汉斯。她在汉斯“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留了汉斯，她重视教育，监督汉斯学业，坚持让汉斯去工作而不是领取食品券。她给了缺乏“安全阀的善意”的汉斯以家的温馨，最终万斯的成绩好转了，他成了不一样的人。

万斯的努力不言自明。他在书中写道，他曾为了生计承担了三份兼职，每天只睡三个钟头，甚至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即使他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后，有了全法学院最多的助学金，他也一直在不断努力学习和工作。

写到结尾，突然想起书中提到的那个阿嬷讲的故事，也是我曾经听到过的很有名的故事。水灾了，有个年轻人被困，先后来了一辆车、一艘船、一个直升飞机来救他，他都拒绝了，说“上帝会救我。”后来他死了去见上帝，向上帝抱怨。上帝回答“我派了三个人去救你啊。”

万斯的姐姐问阿嬷“上帝爱我吗？”

我想，回答是：上帝爱你，但你自己也要抓住机会，你自己也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