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是未成年的小姑娘。
就这样，仅凭一封电报，一个地址，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带着四个十几岁的女孩风风火火地直奔广州而来。
或许她们怀里揣着自己“伟大”的梦想，或许只是想改变自己当时贫困的生活状态。不管怎么说，她们毅然决然，毫无畏惧地踏上了征程。
这就是中国的女人们！
但是，只有年龄最小的川妹和另外一个女孩找到了工作。
那时候深圳的暂住证管理得非常严格，一般进不了工厂，办不了暂住证的外来人员都会被抓，然后，遣送回原籍。
这个我信，记得我93年来深圳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在当地公安机关办理边防证。
所以，不久之后，与川妹一起过来的没有找到工作的其余三个人无可奈何地打道回府了。继续在四川的小山村里过着清苦的日子。
川妹隐瞒了年龄，用姐姐的身份证和另外那个女孩一起进入了深圳宝安的一家玩具厂，从此，过上了真正的打工生活。
那时深圳的工厂一般都是包吃包住的。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更方便加班，延长劳动时间。
玩具厂大约有两三千“打工仔”和“外来妹”，每天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像每年春运时的火车站一样拥挤不堪。
当时，川妹体格瘦小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与那些大人们争抢食物，所以经常吃不上饭。
工作每天加班加点，每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元人民币。
这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所享受的“劳动力红利”吗？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性都体现在他们身上了。
有谁可曾想过，他们腰包里的每一张人民币上都凝结着无数“打工人”的汗水和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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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工厂后的第一个春节，另外的那个女孩到她哥哥那里过年去了，而无处可去的川妹只好选择大年三十加班。
新年初一的早上，寝室里的所有女孩都趴在床上哭鼻子，抹眼泪。她们真的想家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所有漂泊在外的中国人一辈子过不去的坎儿。
过年的那个月，川妹拿到了260元的工资，比另外的那个女孩多拿了100元。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高兴和自豪，但我更感觉心痛。
中国人的劳动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廉价了！
川妹给自己留下几十元维持生计，剩余的全部寄回四川老家，每月如此。
我不知道每月这一二百元钱，在那个年代，能给川妹的家里带来多大的生活改变，但至少可以让父母知道自己远在他乡的女儿依然平安地活着。
或许，这个意义更大一些，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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