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江苏检察机关代表团赴美考察期间，曾有人询问美方是如何处理关系案、人情案的。不曾想，几位美国检察官面面相觑，表示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后，他们表示基本不会出现所说情况，不说美国检察官大都自视甚高，不屑于此。且一经发现，不仅意味着打招呼和被打招呼的检察官的职业生涯即告终结，还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得不偿失。
反观我国，仅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就连续出台《关于加强执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防止说情等干扰的若干规定》、《关于全面加强和规范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决定》、《关于规范检察人员与律师交往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规范司法活动，加强内部监督，以防止说情干扰。
这两年，吴江检察院也先后建立健全检察人员亲属从事律师工作备案登记、强化司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通报等制度，若有检察人员违反这些规定，均将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公认的礼仪之邦。但换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个历来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随着制度设计的日趋严格完善，说情打招呼之所以仍难以禁绝，必须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寻，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等都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这些文化传统经过历史的层层积淀早已进入了我们的集体潜意识。
细细想来，我们传统文化不存在严格的自我疆界，而是充满着浓郁的人情味。这种文化强调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万众一心，而排斥在自我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泾渭分明的界限。
因此，坚持公事公办，内外一致的做法，有时就让人很难接受，久而久之还可能沦为“孤家寡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同于欧美国家“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的文化理念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社会实际，宁愿选择让人与人之间互相渗透，彼此依赖。
相较之下，欧美国家的人际关系淡薄许多，有的甚至在无特殊情况下自愿选择与原生家庭不发生任何关系。同样，在交友上，他们也是先小人后君子，事先就将边界划的清清楚楚，往往双方在相互理解各自喜好后才发展友情，以免无意间做出令对方不愉快的事。
而我们的人际交友理念，则是尽量替对方着想，文化要求我们“舍己为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因此，当面对领导、同事、朋友等熟人求情打招呼时，办案人员就处于职业道德和人情世故的两难境地。特别是如果自己曾受过恩惠，更免不了受到“人情债”的影响，似乎承担着一种身不由己的外加义务。
这时，办案人员如果选择排除干扰，不仅可能被指责为没良心，自己心中也或多或少会感到不安，不时被一种人情化了的“罪恶感”所缠绕。加之，我们文化传统又提倡要有恻隐之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人情案、关系案了。
由此，若要根绝这种现象，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也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为此，我们一方面应积极引入国际先进法治理念，另一方面也要对那些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文化因素进行改良。因此，根绝人情案、关系案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全社会持之以恒地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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