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过完春节，北京绣花厂的老板娘迫不及待的来了电话，再三嘱托抓紧时间来上班，还不忘提醒让我给她多带几个心灵手巧的姑娘一起来。
同年农历三月，他们家里要翻新房子，大小是工程。再加上我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更不想让别人嚼舌根。于是我就再三推迟老板娘的要求，答应老板娘，家里忙的差不多就立马去。 那时候女儿也三岁半了，乡政府来了通知，说我有生二胎的资格了，让我去取环，我问不取可以吗？我暂时不想生二胎，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这么傻？人家都在走后门取，你有机会还不想取，你不怕时间长了出啥问题吗？听完工作人员的解释，想着一直以来腰疼的厉害是不是与带环有关系？有人劝是福，取就取了呗！之后在家里呆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修房子的工程也接近了尾声。老板娘等不住人，心里自然就不踏实，总是隔三差五来电话催，让我抓紧带几个人来。农历三月二十四，我带着我妹妹踏上了进京的L76次列车启程了。
到了北京感觉特别疲乏，只要一下班把睡觉看的比吃饭更重要，当时我想着，可能是在家里修房子帮忙太累导致的，也没太在意。连续了快二十天时间还是如此疲乏，看见饭口都不想张，只想倒头就睡。面容已经憔悴了好多，我妹妹说：“大姐你肯定生病了”。非要带我去看病。催的没办法我就跟着去了附近一个小医院。我估计是太累惹的祸，心想着让中医大夫调理一下就好了。从门诊找了一个老中医，人家拉过我的左手把脉，张口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我很果断的说不可能。然后大夫就问了我的详细情况，接着就是推算，尽管结果相同，但我还是不相信。大夫开了单子让我去检查，检查完结果还是一样。这下我没有不相信的理由了。
北京的大夫随着大城市的风气，显得格外开放，人家看完我的表情就知道我的心里想法，于是问我，你是打算留还是流？当时我哭了。大夫也看出来我的为难，大夫采取了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大夫说主意你自己拿，药我给你取上，回去自己想好了再做决定，想留就不要吃药，想流就抓紧把药吃了，已经一个月过了，再过几天你想流就得做手术了。
回到宿舍我特别无助，正好是交接班的时间（我们是十二小时两班制），接完班我一边干活，一边在想自己的事。想想留在家里的女儿，想想我们在一起多少次的争吵打闹，再想想每次分道扬镳之后，我们谁也不联系谁的事实情况，在眼泪和思考的陪伴中十二小时的班结束了，回到宿舍我倒了开水，去找大夫给我开的药。我记得清清楚楚装在一个食品袋里，回来之后我就放在我的枕头旁边。下班之后我把床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找不到。这时候我妹妹发话了，她说：“大姐你别找了，你不可能找到的”。
饭还没吃罢，我妹妹用宿舍女孩的手机给我妈妈拨通了电话（那时候我们姊妹两个都没有手机），电话那头的我妈妈哭个不停，看来是我妹妹提前通知了我妈。我和妈妈两个人两头哭，当时我也豁出去了，我说：“妈，我不生，我有女儿就行了，我的生活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不生”。尽管妈妈结巴的说不出话来，但还是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妈妈说：“我的娃，那是老天爷给你世的一条命，做善事的人连鸡都不杀，你的那是天爷给你世来的男女，是一条人命，我的娃，你把我的话听哈，千万不能干糊涂事。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也就别再叫我妈妈了”。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哽咽，直到实在说不话来才挂断了电话。
同伴们都睡得好香，我和我妹两个人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壁，任由泪水洗刷面孔。我哭是因为无助，妹妹哭是因为心疼我，她把取来的药藏起来了，害怕我又去取药，所以她也没睡觉在陪着我。眼看着又到交接班的时刻了，我们姐妹两人眼睛肿的变了相法。我妹妹说：“大姐，走咱们两个去洗脸梳头，收拾一下去接班，不然这个样子人家看见了笑话咱们呢”。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妹妹的负担，老板给我们一个人支取两百元生活费，剩下的工资年底结清。
我个人的生活只有我最清楚，我的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聚集在一起，再加上怀孕的强烈反应。没过多久人消瘦了好多。吃饭没有食欲，我妹妹就用她每月的两百元给我买水果吃，自己舍不得吃一口，每次都是把我当孩子一样哄“大姐你尝，这个很好吃。卖水果的人说了那个营养好，吃多了孩子的皮肤白”。妹妹总是想法设法让我多吃一点东西，要不是我妹妹，我都想不到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结局？ 由于长时间的状态差，情绪低落，吃饭成了一大难题。所以在肚子里的孩子发育的也很缓慢，直到快六个月的时候，老板娘才发现我不合适，问我，小赵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就随和着“嗯”了一声。老板娘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问我几个月了？我说快六个月了。老板娘说你怎么这么傻？你为啥早不说？我每个月给你多支取些生活费，你把身体照顾好，你看你现在成啥样子了？这样子下去，肚子里的宝宝会跟着你一起受委屈你知道不？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们只是用目光看到了我外在的憔悴，而无法看到我内心的伤痕。一切的一切只有我最清楚。
从那次之后，老板娘每月给我多支取两百，强调我多吃水果，吃好点。这样下去，到生的时候就会有贫血的出现，很危险的。我头点的和波浪鼓一样，连声答应，嗯………
妹妹一直以来都在全力以赴的照顾着我，可谁想到再不经意间她竟然受了伤，绣花机上的针扎进了手指头，更让人无语的是针尖还断在了指头肉里边。妈妈吆，天塌下来。我该怎么办？我边哭边找老板，幸好那天老板没出差。老板看了一眼，赶忙把车开过来，拉着老板娘和我妹妹去了医院。我等的特别着急，天快黑了，老板给我们一起的女孩打来了电话，让给我说一声，手术已经做了，针尖也取出来了，现在没啥问题了，说他们输完药就回来，让我放心。
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真的回来了，我妹妹下车之后，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最让人心疼的一幕。左手用纱布包裹的没有手的形状。当时我就出了一身冷汗，对于一个从来没做过手术的人来说，看到那一幕真的是呆若木鸡，心里想我把你带出来弄成这样，我怎么向爸爸妈妈交代？不过妹妹还是挺坚强的，虽然脸上一片腊黄，嘴唇干的裂开了好几道口子，上面还结了血痂，强忍着疼痛露出一丝笑容。说：“大姐，不太疼，没事，我能受了”。我说十指连心疼，说不疼是骗我的。妹妹嘴角上扬微微一笑就低下了头，瞬间我看到她的眼眶里泪珠儿在打转。我们沉默了许久，我问现在疼不？妹妹说可能麻药麻过了，现在比做手术的时候还疼。
说啥都是多余，不管怎么样汗得从病人身上出。心里好急，我在地上急得直打转，又不敢给父母打电话说实话。在疼痛和焦急中，我们姐妹两个只有她看我，我看她。黎明的曙光照进来，意味着又该上班了。这时候老板娘走进来轻轻问了一声，好点了吗？还疼吗？妹妹说还可以，能受住。老板娘说是不是疼得一晚上没睡？妹妹说“嗯”。老板娘说你不要去车间，疼得慢了就好好休息睡觉，休息几天拆完线了在看情况。出事不由人，老板娘温柔的话语把人悬提的心捂的暖暖的，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
农历九月未是天气转凉的时节，北京的天气和老家差距不是太大，早晚冰凉冰凉，白天还算暖和。老人说：“入伏天冻死双身婆娘”。听着虽然有点夸张，但足以证明怀孕的人欠冷。我们的宿舍里不让用电褥子，全靠人身体的温度去暖热被窝。进了宿舍，潮冷潮冷的一种感觉。妹妹的手好了没多久，因为潮湿的原因，身上又起了一身的疙瘩。吃了好多药总是忽轻忽重反复发作。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老板娘商量我要带妹妹回家。老板娘说你现在吃力的干不成活了可以回，你妹妹不要回，把病看好了继续上班，她走了这台机器就停了，会耽误生产进度。我就掏心掏肺说了一堆，苦苦哀求老板娘答应。其实现实情况老板娘都看在眼里，最后她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放我们回家。
当时妹妹的病也没好，我拖着七个月身孕的狼狈样子，连上火车都是问题。突然我又想起老家邻村的一个尕兄弟就在我们干活的附近，他和我弟弟同岁，比我小四岁，平日里关系还算可以。无奈之余我就请求他帮忙把我们送一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完我的请求之后，没想到他答应的如此痛快。打心眼里特别感谢人家，心想着好人又让我遇到了。农历九月二十六，我们三个人去了北京西客站，我穿的运动衣，小伙子还没注意到我有身孕。开玩笑着说：“嫂子要懒死呢，把这么一点路还要人送呢”。
我用一笑掩盖了所有不必去解释的语言。我们在上车之前，我把口袋里准备好的五十元钞票塞到尕兄弟口袋里，然后做了个手势让那个尕兄弟别嫌少收下，以表感谢。然后我们姐妹就顺利的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九月二十八，我们在陇西火车站下了车，当时是娃他爸接的我们，说实话看见他的那一刻，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水全都涌上心头，他问了一声，我没有回话。我妹妹就简简单单的和他聊了几句，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老公公老两口的意思是害怕我又生女孩，就安排我去了我妈家。去就去，去我妈家我还自由点。
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丑女娃娃，女儿六个月没见我，显得生疏了不少，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几遍，就是不叫一声妈妈。农村的封建思想害的我就像坐牢一样养胎，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窗帘门帘捂的严严实实的，白天和夜晚没啥区别。我在娘家里的躲避，大家都害怕来人了我女儿说漏嘴，所以就刻意的引导我女儿对我有了新的叫法“有的人”。每当妈妈的饭熟之后，我女儿就会站在院子里喊：“有的人，奶奶的饭熟了，吃饭来”。有一次我嫂子恰好来浪门子，被我女儿的新叫法叫蒙圈了，问我女儿有的人是谁？我女儿说有的人就是有的人。
农历十一月下旬，弟弟退伍回家了，我们一个村庄的人聚集在我们家，都在等着给弟弟接风洗尘。而我一个人被关在固定的一间屋子里，连咳嗽都不敢出声。妈妈给我送饭总是以找东西为借口才进来，出去之后就从外面关了门。半夜十一点左右，庄里人断断续续都走的差不多了。弟弟才推开门走了进来，叫了一声大姐，就爬在我的眼前眼泪直流，这时候爸爸也进来了，问你们为啥哭了？一阵阵时间妈妈进来了，原本我和弟弟两个哭，到后面全家一起哭。我女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很天真的说爷爷奶奶不要哭，爱哭的娃娃不乖（可能是女儿听大人就那么哄她，所以，她就用同样的语言哄大人）。
月份越大日子越难熬，好不容易熬到了腊月二十，别人都在忙忙碌碌的买年货，我有点肚子疼得迹象。妈妈急急忙忙的炒了一锅烩菜汤，里边放了好多农家腌制的猪肉片，妈妈边吃边给我捞她碗里的肉片。吃完饭刚放下碗，娃他爸从门口进来了，我这才知道原来妈妈已经联系人家了。特别厚的一场雪，他拉的架子车，架子车上放着被褥。我穿着弟弟的军用大衣，和抽风一样姿势，一瘸一拐的好不容易下了山。山脚下的路虽然雪厚，至少不害怕架子车滚洼。距离首阳十几公里的路程需要一步一步到达，再加上那么厚的积雪。行走难受，疼痛更难受。足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伤员渴望止住疼痛的那种欲望和感受。
可能是疼糊涂了，具体几点到的首阳我都不知道。下午五点左右，四斤左右的儿子攥着拳头，捂着耳朵，眯着眼睛，带着哭声，对着我撒娇报道了。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我说：“妈，生了，是儿子”。妈妈说：“你娃娃够命大，我的心终于落地了”。我说：“妈，你的心落地了，我的心提悬了”。妈妈问我为啥？我说：“难道你不知道？结扎的时候不得从肚子上下刀子吗？”妈妈说：“我的娃，女人就那命，逼到跟前也就过去了”。
关于我儿子的出生，是不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的妈妈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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