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中,韦伯斯特和威廉·平克尼作为第二合众国银行(The 2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辩护律师,再次打赢了这场对美国宪政有着深远意义的官司。
通过判决,联邦法院提出并实践了宪法的“默许权力理论”,同时指出“对宪法的正确解释必定允许联邦的立法机构有权自行决定执行宪法的手段,以使该机构得以按照最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履行其职责。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又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一切适当的手段,只要合于这一目的,并与宪法的精神相一致,就是合乎宪法的。”
在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Ogden)中,作为辩护律师的韦伯斯特和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确定了解释宪法的两个原则:必须从宪法文字的“自然的含义”来理解宪法;特定的宪法权力范围应该考虑“授予这一权力所要到达的目的”。这一案件的胜诉确立了联邦政府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
二十世纪后,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管理州际贸易的权限,反垄断法、劳工法、民权法就是基于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国会从此承担起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责任。空中航线,地下输油输气管线,地面上的汽车火车,空中的电话、电报、电视和电脑网络,传递着州际贸易的内容,都可以在全美畅通无阻。
一八二八年第一任夫人死后,韦伯斯特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在韦伯斯特的参议员的生涯中,他和来自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州的罗伯特·杨·海因(Robert Young Hayne)的辩论流芳百世,因此他获得了参院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之称。
韦伯斯特支持国会通过亨利·克雷(Henry Clay)的美国关税系统后,副总统约翰·卡洪(John Calhoun)推出了《南卡罗莱纳声明》。文中提出了州立法机构有权否定联邦立法机构的违宪法律,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这一观点来自麦迪逊和杰弗逊。该声明即为有名的“否定原则”,后来成了内战中南方分裂的依据。
韦伯斯特坚决反对该声明。一八三零年,联邦土地政策成了参院关注的重点。民主共和党政府为了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提高了西部的土地价格,这种作法减缓了开发西部的进程,同时也增加了西部劳工的成本。参议员海因想以此来说服参院的西部议员:北方为了自身的利益限制西部扩张。
第一天的辩论中,韦伯斯特指出北方的政策是支持西部扩张的,南方要为限制西部扩张负主要责任。接着,海因为《南卡罗莱纳声明》作了辩护。
一月二十七日,韦伯斯特对《南卡罗莱纳声明》进行了攻击,发言的题目为“自由和联邦,从现在到永远,不可分离”。韦伯斯特指出,宪法不是各州的产物,不只是各州之间的一纸协议,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韦伯斯特还说,我们的法律在州和联邦之间进行了划分,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同样得到了人民赋予的统治权力。韦伯斯特宣布,各州无权拒绝联邦政府的行为,在法律上无权宣布退出联邦。如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存在分歧,应该由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在演讲结尾,韦伯斯特说,“先生,我不允许我自己朝联邦以外看去,不想看那黑暗深处可能隐藏着什么。我还没有冷静地估量过在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那些契约被撕碎之后,保护自由的机会有多少。我不习惯在分裂的悬崖上,用我短浅的目光量出底下的深渊有多深。我不能不考虑联邦该如何得到保护,而只想着联邦被分裂时,人民能容忍到什么程度的人当作政府事务的可靠顾问。只要联邦存在,我们就能在我们自己和孩子们面前展现出美好、高尚、激动人心、令人满意的前景。除了这种前景,我不想刺破这层薄纱去看看别的。上帝恩准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不要让那块帘子升起!上帝恩准那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永远不要让我看见!当我的眼睛转过来最后看一眼天上的太阳时,但愿我不要看到它照耀在曾是一个光荣联邦的破裂而且可耻的碎片上,照耀在彼此伤害、矛盾不和、互相交战的各州的土地上,照耀在一片为人们的仇恨所撕碎的土地上,或是一片浸染着兄弟同胞之血的土地上!让他们最后微弱而依恋的目光看到合众国光辉的旗帜,这面旗闻名全球,受人尊重,它仍然高高升起,它的每一条条纹和每一颗星仍然以原来的光彩飘扬着,没有一根条纹被抹去或污染,没有一颗星失去光泽,为了它的信条,它无法容忍像‘这到底有何价值’这样可耻的疑问,也不能容忍像‘自由第一,联邦第二’这样欺世愚蠢的话。当星星和条纹飘过大海,越过大陆时,当它们在天底下每一阵风中飘扬的时候,那些充满生命光辉的星星,在宽阔的褶皱里闪烁着,把一种情感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那是每个真正的美国人都十分珍惜的情感──自由和联邦,从现在到永远,不可分离。”
海因则对韦伯斯特进行了人身攻击,同时再次声称《南卡罗莱纳声明》的正当性,和“自由第一,联邦第二。”的论点。
关于州立法机构有权废除联邦立法机构违宪的法律的争论同时,韦伯斯特对南方反叛的担心,在一八三二年成了现实。南卡罗莱纳州议会通过了《抵制条款》,韦伯斯特支持安德鲁·杰克逊派兵去南卡,而没有支持克雷的妥协方案。
韦伯斯特和克雷一起反对安德鲁·杰克逊的经济政策,尤其在是否要取消合众国第二银行这件事上。韦伯斯特坚决反对解散合众国第二银行。韦伯斯特和克雷等前联邦党人组成了辉格党。
一八三七年的经济危机,将韦伯斯特在中西部的巨额投资变成了纠缠一生的债务。韦伯斯特那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无度的挥霍和对亲戚朋友的极度慷慨,还有他的赌博和酗酒的生活习惯更加剧了他的债务。
一八三六年,韦伯斯特成为辉格党的三位总统侯选人之一,只获得了马萨诸塞的支持。韦伯斯特共参加过三次总统竞选,都未当选。
一八三六年,辉格党人威廉·亨利·哈利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当选为总统,韦伯斯特被提名为副总统侯选人,但被他拒绝。这是他三次拒绝副总统提名的第一次,其中有两次总统都在任上去世,韦伯斯特就这样失去了两次当总统的机会。
一八四一年,韦伯斯特担任泰勒(Zarchary Tayler)总统的国务卿,作为国务卿,他主持了韦伯斯特—阿斯泊顿条约,最终划定了美国与加拿大的东部边界线。
一八五零年,韦伯斯特再次出任费尔莫尔总统的国务卿直到一八五二年。在第二任国务卿期间,韦伯斯特支持匈牙利独立,垫定了和日本的贸易关系,美国海军将军佩里递交给日本国王的国书就是他起草的。这次行动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
一八四五年,韦伯斯特再次当选为联邦参议员。韦伯斯特反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
一八五零年,亨利·克雷和斯迪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努力最终达成了一八五零年妥协。为此韦伯斯特在参院发表了一个有名的演说,史称“三月七日”演说。演说中,韦伯斯特支持一八五零年妥协和逃奴法,该法要求联邦政府逮捕并把逃奴送回蓄奴州。“
三月七日”演说发表后,韦伯斯特遭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废奴主义者的强烈攻击,他们称韦伯斯特为叛徒。韦伯斯特再也没有恢复他的声誉。
一八五零年妥协和“三月七日”演说从客观上推迟了内战,韦伯斯特为此失去了一次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
一八五二年,韦伯斯特再次竞选总统,因其对一八五零年妥协和逃奴法的支持无法获的党内提名,最后辉格党提名另一位战争英雄温费尔德·司各特(Winfield Sccot)为总统侯选人。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韦伯斯特在马萨诸塞的马斯费尔德(Marshfield)堕马,头部和肘部受伤,再加上因长期酗酒造成的肝硬化,韦伯斯特不治而死。
韦伯斯特去逝前,对身边的人笑着说:“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rinus)说过,要是他的一生过的很好,请为他鼓掌”。一八五十年代的美国人民,曾为韦伯斯特热烈地鼓掌。一百五十多年来,美国人民一直在为韦伯斯特鼓掌。
韦伯斯特仍然活着。
来自北方的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西部的亨利·克雷和代表南方的约翰·卡洪是美国内战前参院的三巨头。他们各自代表着新英格兰商人、西部开拓者、和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在政治上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亨利·克雷联手创建了辉格党,是为共和党的前身。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两党政治。三巨头中,克雷在政治上的成就最大;韦伯斯特对美国宪法和法律的贡献,建国以来庭辩律师中无人能出其右。
在这里让我们来看看法人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法人的概念其实是政治生活中的代表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延伸。
美国独立革命给出了政府正当性,并将政治代表制列为政府正当性的首位。法国大革命则赋予了政治代表制的民主内涵。现代世界习惯于把民主原则与代表制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曾被看作是两回事。
近代以前的欧洲充满了政治代表制观念,近代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共和实践发现,代表制所代表的应该是个人。近代之前的代表制观念认为,国家议会中该由人民生活中算数的部分来代表,有资格成为代表的是财产、身份及团体特权。如英国的自治市,就以法人身份出现于议会,于是在市镇生活中关系重大的人自然成为其代表。
北美人在重建州与联邦政府时,这种团体代表的观念依然存在。争论的结果是,主张用民意代表,代表的是个人,并在全国设选区。这主要是因为独立战争后,不给予人民普选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立宪者对于普遍化的民主并不热心。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很容易读出字里行间隐含的那层意思,就是联邦政府的政治设计中,必须有法人代表。不但要各州要以州的身份选出代表进入参院,而且《文集》还预见到宪法批准后,各种复杂的利益集团将在美国政治生活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这也要有法人代表它们。
在政治制度中设计这种法人代表的用意,是为了抵消一人一票制的彻底民主原则中隐藏的激进危险与平等化的倾向。建国初期,美国代表制中这种非正式的法人制,有效地抵制了民主原则中的平等倾向。
到安德鲁·杰克逊为代表的西部开拓势力主宰美国政治时,平等和法人间的平等,还有推举法人的平等制度才一点点地进入了美国人民心中。
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丹尼尔·韦伯斯特和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从宪法的高度确保了社会和经济团体的法人权力,私人团体和民间组织从此有了像自然人一样的宪法保护及免于政府的政治干预的权力。法人权利从此免受各州的干涉,从宪法上限制了州权,私人经济体和社会活动从此不再受各州的干预。使得私有企业和民间组织有了蓬勃的发展空间,为十九世纪美国西部开拓和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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