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制度随事实而变迁，而思想是起巨大作用的，这一点从魏晋南北朝时的制度即可以看出。
秦汉时，君权渐重，相权日轻。东汉后，实权在尚书。曹魏时是中书。宋文帝以后，门下开始受到重视。两汉时的宰相平时不复设立，这都是内官的变迁。外官来说，后汉末年以后，州日小，与郡无异，设一人都督数州军事，与以前的州牧无异。自东晋至南北朝之末，中央权力并不十分完整。
选举方面，从乡举里选制到后汉末曹魏用中正品评人物，分九等，但弊病就是趋势，畏祸，私报恩酬等，这便是举士之事。铨选则是尚书握实权后，魏晋之后，尚书操选用之权，全权委之。资格用人起于后魏的崔亮，创停年格，这一形式本起于军人竞选，北齐文襄帝操权时已经废掉，在唐以后又渐起。
州郡之兵，自东晋以来都是用做御敌的，时有御侮。五胡时，本族民为兵，汉人从事生产。周齐之时，本族兵渐凋弊，出现了府兵制（平时为民，农隙训练，益蜀其租调），每府二十四军，领军的谓开府，一柱国统两大军，共六军，隋唐兵制也是如此。
魏晋时代，刑法最可纪念。《晋律》被宋、齐、梁、陈大体沿用。北朝法律略杂以鲜卑之法。唐至清无甚大改变。我国法律成为条理系统的编篡就是从《晋律》开始。
租税方面颇多杂税，与民生最有关系的是是田税和户税。
第十七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两汉到魏晋，是破除古代迷信到从事哲理研究的转关。
两汉时代的迷信，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迷信盛行一时。魏朝正始年间，哲理研究之风始兴。晋初弥盛。但不免亦有终日清谈，遗弃世务等社会衰颓的征兆。学术思想方面则是高尚的，尤其是魏晋时代的玄学，贵“道”（原理）而贱“迹”（事实）便是这时期人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泥古太过的反响。
那时的儒学也受此派思想影响。魏晋之世盛行古文之学，但亦有其师法，哲学思想侵入经学领域。北方在隋并天下后被南方经学所征服。
这一时代的人持一种颓废的人生观，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即可看出这类人灰心怖死的话到处都是。原因与国势不振，社会无活气有关。但亦因此崇尚文辞，本是美术之一，但多带颓废的色彩。东汉后，骈文渐兴（语调渐趋整齐，用字务求美丽）。齐梁后，辞胜其意，有文笔之分，笔掺用俗语，语调仍整齐啴缓，与自然语句相去甚远，并不十分适用。齐梁之后，渐重四声，诗文出现律体。
文字构造特殊，亦成为美术之一。秦，隶书后出现“法”的隶书，谓之八分。汉末，章程书（正书）兴，草书分章草和狂草两种，这之种种都是为了求得文字的美化，此风气起于后汉，极盛于晋代。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生有几件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均田实行。汉未能实行，到王莽时行之反而致弊，晋武帝时的户调是一种井田之制，此法难以推行。北孝文帝的均田令，有桑田（世业）和露田（授之于官）之别，是一种较好的平均地权的方法。
第二阶级有发达之势。社会上的士和庶，大约是古代的贵族和平民，沿传至两汉，习为固然。五胡之族颇多用汉姓。士大夫耻于与异族混淆，加之有九品中正制度，士庶越发分明。
魏晋南北朝区别士庶最严，但到隋唐之时，士庶结婚通谱，血统混淆，根本动摇。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立功立事多为庶族中人，贵族却较少与国同休戚的，但这并不认为是不正常的，也不觉得很羞耻，这是阶级制度的极弊。
异族得势，汉族被压，媚外之风盛行，实在令人痛心。五胡之乱后，北方衣冠之族多有南渡，致使南方文化渐趋增高。隋唐之后，江淮富庶，隋至清，帝都借江淮转漕以自给，这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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