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导图
知识笔记
大国为什么会更有进攻性？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会更有进攻性。这不是因为大国的性格更富有侵略性，而是因为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特征使然：
第一，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
第二，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
第三，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
第一个特征和第二个特征我们很容易理解。第三个特征需要再解释一下。国家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吗？米尔斯海默说，这是不可能的。大国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首先，这是因为在他国看来，一国内部的决策过程就是个黑箱，国家会把自己的底牌藏起来，不让对手看。
其次，即使我们假设各个国家的决策机制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也不可能消除彼此间的猜忌。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住的房子是用墙隔开的，你看不到邻居在干什么。假设我们现在把墙变成透明的，你可以随时看到邻居在干什么，是不是就能增进邻里之间的信任呢？不会的，可能结果恰恰相反，因为你看到他在干什么，但猜不透他的动机是什么。
米尔斯海默讲到，任何一个大国都认为所有其它大国是潜在的敌人。为了在国际体系中求得生存，大国一定会试图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你可能会问，只要保持自己的实力比对手更强不就行了？何必非要永无止境地攫取世界权力呢？问题在于，你永远不知道比对手的实力多多少才是安全的。因此，大国永远不会觉得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大国一定会认为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愈高。
大国都能成为世界霸主吗
如此说来，是不是大国一定要把力量扩张到全球，成为控制整个世界的霸主呢？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由于在陆地和陆地之间存在着浩瀚的海洋。统治整个世界的最大障碍就是跨越大洋，到另一个大国对手的领土上谋取权力。英国统治世界长达两百年，但英国从来没有想过要到欧洲大陆占领别的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但美国也只能控制西半球，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控制欧洲和亚洲，所以，一个大国能够做到的极限就是成为某个地区的独一无二的霸主。
那么，每个大国都守住自己的地盘，彼此之间不就相安无事了吗？不会的，一个大国首先要做到稳住自己的地盘，同时还要防止别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捣乱。如果大国的目标是要在力量上压倒对手，那么它们一定会用尽各种办法削弱对手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在对手的地盘上制造麻烦。
它们倒不一定非要自己亲自出马，因为海洋会阻碍它们远距离投放兵力，不过，它们可以扶植对手的对手，让它们互相制衡，自己则坐山观虎斗。米尔斯海默把这种策略称为“离岸平衡手”。
大国的几种主要策略
讲完了大国的四种基本目标，我们再来看看大国的九种生存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战争。这多少出乎我们的意料。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发动战争是得不偿失的。米尔斯海默认为未必如此。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动战争有赢有输，但如果我们把战争当作一场赌博来看，先下手者赢面较大。1815年至1980年间发生了63场战争，其中发动战争的一方赢了39次，有60%的胜算率。所以，战争对大国的诱惑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完全剔除大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种策略是讹诈。讹诈的意思就是摆出要打你的样子，然后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是大国讹诈小国，成功的概率更大，但大国讹诈大国，除了少数例外（比如希特勒在苏台德事件上讹诈英法两国），往往不会得手。大国之间很可能会在相互讹诈的过程中擦枪走火，真的走到了战争。
第三种策略是诱捕（bait and bleed），第四种策略是坐观血腥厮杀。这两种策略其实是差不多的。诱捕是说一个大国可以设个圈套，让对手掉进去，通过挑起对手间长期而昂贵的战争来削弱它们。这种策略也是很难行得通的，大国个个都精明透顶，很容易就会识破真相。“坐观血腥厮杀”也是让对手卷入持久而致命的战争，但这场战争不是大国设的圈套，是对手自己陷入的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人欣喜若狂，赶紧拉着沙特阿拉伯一起给阿富汗提供金钱和军火，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种策略是建立均势。这是大国更常用的策略。也就是说，大国会有意地维持一个地区几个国家之间的平衡，让这几个国家互相牵制，互相消耗，没有一个能够崛起为新的地方霸权。
第六种策略是推卸责任（buck-passer）。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几个大国联手制衡另一个大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自己则躲在后面。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经常会互相推卸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英国试图尽量减少英军在西线的战事，而让自己的同伙法国和俄国承担消磨德国军队的重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美迟迟不愿开辟第二战场，就是指望苏联能够付出更多的牺牲。到1805年，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势如破竹，惟有所有欧洲大国的集体努力才能遏制法国。但直到1813年这些国家仍未能遏制法国，部分原因就是大家都在互相推卸责任。
第七种策略是绥靖。第八种策略是“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米尔斯海默讲到，这两种策略经常是无效，甚至是非常危险的。“绥靖”的目的是通过让与权力来缓和侵略者的行为，希望这一姿态能让侵略者感到更安全，从而减少或消除它的侵略动机。事实上，这种策略只会纵容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跟着强者走”其实跟投降差不了太多了。所谓“跟着强者走”就是说，受威胁的国家没有办法阻止侵略者，所以干脆选择与最危险的敌人结盟，希望至少可以从战争中获得少量战利品。这两种策略都意味着要向敌对国家出让权力，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这预示着大麻烦来临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修昔底德曾说过，“强者随心所欲，弱者任人宰割”。这就是“绥靖”和“跟着强者走”的下场。
第九种策略是效仿敌对大国。这是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提出来的。他说：“安全竞争驱使大国模仿其对手的成功实践。”在华尔兹看来，就像刚入学的孩子会模仿大孩子的行为举止一样，刚进入国际社会的大国也会模仿其它大国的行为，他认为，这种模仿行为会强化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均衡，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
米尔斯海默则认为，一国不仅会模仿成功大国遵守国际规范的行为，也会模仿大国的进攻性行为。进一步地讲，大国不仅会仿效彼此的成功实践，同时也重视创新，当然，在国际政治中，一旦出现了新的出其不意的战略，总是会让其它国家感到更加不安，这会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局势。
霸权稳定论
我们先来说说霸权稳定论。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论的代表人物。所谓的霸权稳定论，是指在国际体系中，需要由一个霸权国家来提供公共产品。如果有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国际秩序就会稳定，如果霸权国家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国际秩序就会大乱。
为什么国际体系需要公共产品呢？这跟一个国家、一个社区需要公共产品是一个道理。可是，谁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呢？最合理的办法是每个人都出力。但怎么合理地计算每个人的贡献大小呢？怎么防止有人“搭便车”、磨洋工呢？如果指望每个人都出力，很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另一种次优选择是，谁的力量大，谁做的贡献更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村子里的道路要修，村里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到底该谁出力呢？穷人反正是不会管的，因为道路失修，坑坑洼洼，对穷人没什么影响，反正他也不开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对富人的影响就大了，于是，最后的结果是富人修路，但道路修好之后，穷人也跟着占便宜。
这其实就是所谓霸权稳定论的道理。想当霸主吗？当然风光了，但要干的事情也更多，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秩序、建立国际机构、推动国际规则，这都是霸主要干的事情。好处当然也有了。美国是个霸权国家，不管情愿不情愿，都要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也要负起维持全球经济秩序的责任，当然了，美国也从中获益匪浅，比如，美元变成了世界上唯一一种国际货币，只要印票子，全世界都想要，都会把资源给美国，只为了换一张叫dollar的绿色的小纸片。
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论
1987年，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发表著作《全球政治中的长周期》（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提出了著名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所谓的莫德尔斯基定律。
莫德尔斯基梳理了过去500多年的世界政治历史，发现一共出现过五届霸权国家：第一届霸主是葡萄牙，第二届霸主是荷兰，第三届和第四届霸主是英国，第五届霸主是美国。
在15世纪末，第一个世界领导者葡萄牙逐渐崛起。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要害，是地中海和北海贸易网络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大航海运动的先驱，在大西洋、印度洋占领了大量岛屿，并且在远洋贸易中独执牛耳。葡萄牙的霸主地位是通过一场全球战争打出来的。在1494-1516年长达23年的战争中，葡萄牙击败了埃及，以及埃及的幕后主使威尼斯，掌握了全球海洋的主导权。
葡萄牙的挑战者是西班牙，西班牙追随葡萄牙，也积极投身航海探险，而且幸运地在美洲发现了大批金银。西班牙利用美洲金银带来的财富迅速崛起，迫使葡萄牙放弃安特卫普（今比利时的重要港口），葡萄牙的海上联盟日趋松散，从此走了下坡路。但在角逐霸主的斗争中，最终的胜出者不是西班牙，而是荷兰。
荷兰可能是几届霸主里最独特的一个。荷兰寻求的地位不是统治世界，而是成为全球贸易市场的中心。荷兰提供了一个更容易互利共赢的国际贸易模式，还在金融领域做出了众多革命性的创新，引领了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当然，荷兰的崛起也不是平白获得的，在1580-1609年，荷兰经历了历时29年的独立战争。
英国是荷兰的盟友，并在荷兰之后成功地崛起，而且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霸主角色。在第一次竞争中，英国的贡献在于光荣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这是世界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第二次“连任”中，英国引领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生产力的飞跃提升，深刻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面貌。英国的挑战者是法国，英法之间几乎打了一百年的战争，先是长达26年的路易十六战争，然后是长达24年的拿破仑战争。
美国是第五任霸主。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一战之后就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正式登上霸主宝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美国实行的工业流水线奠定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基础，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1903-1973年的70年间，超过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美国人。美国的军费支出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它国家。
总结这五百年全球争霸史，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几个规律：
第一，全球体系需要老大。国际体系对领导者的需求一直存在，这是为了避免世界陷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
第二，所有的挑战者都失败了。葡萄牙的挑战者是西班牙。英国的挑战者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挑战者是苏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日本算上，这些挑战者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这是因为，挑战者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潜在的威胁，在国际上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包围的，且最终会失败。
第三，新的霸主往往是旧霸主的盟友。这也容易理解。当挑战者和霸主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旧霸主的盟友却可以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第四，霸权的更迭往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些战争可称为全球战争。根据莫德尔斯基的统计，全球战争在规模、时长及伤亡人数上显著区别于其他战争，迄今5次全球战争中伤亡人数达2550万人，占历史上全部战争伤亡人数80%。
第五，迄今为止，能够担任霸主地位的都是海权国家。
第六，国际政治的演变模式是循环的，世界霸主主导国际体系的周期约为100～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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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我们刚刚读的书是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写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很简单，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之间天生是互相怀疑的，看谁都像是敌人。
大国之间，尤其是霸权国家和新兴的大国之间一定会出现冲突。我们经常会听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其实讲的也是这样的故事。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写过一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指出，斯巴达是当时的霸权国家，雅典是一个新兴国家，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新旧霸权国家之间爆发的冲突。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是非常简单、肤浅的。
如果你去读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会发现，直到战争爆发前夕，都还是有避免战争的可能性的。历史中有很多偶然性，比如说当时雅典出现了瘟疫，雅典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就死于这场瘟疫。如果伯里克利还在位，他就会行事更加谨慎，那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是能打起来，就不一定了。
选读
辅助书籍
我们在讲米尔斯海默这本书的时候，顺带也介绍了国际政治的主要流派。我们讲到有自由主义，也有现实主义。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不同的流派，我建议你读一下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这其实是一篇论文，但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国际政治里数得出来的几本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包括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还有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我们也讲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杰维斯。虽然我们讲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但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一种观点，你还可以看一看防御性现实主义。让我推荐杰维斯的两本书吧。一本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另一本是《信号与欺骗：国际政治中的形象逻辑》。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杰维斯的著作。
我并不同意米尔斯海默的判断，倒不是因为他讲到中美之间会出现冲突，而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而是由于米尔斯海默是属于典型的“刺猬型”学者。他已经完全陷入自己那个分析框架的陷阱，他看所有的历史都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但历史是更复杂、更混乱的。我们要想认识历史，更多地还是要从狐狸型学者的角度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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