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社会对长期独居者或多或少会有偏见：这是不是失败人生的象征？单身者是否无法长期为感情付出、承担责任？独居者“对自我的宠溺”，是否体现其难以维持亲密关系的心理问题？
美国学者克里南伯格试图在《单身社会》中，展示一个层次更丰富的“单身社会”。有趣的是，当主流文化不断“贩卖”单身者因遇见“真爱”而获得完满人生的故事时，作者甚至大胆地提出，“释放内心规则”的独居状态，完全会让人上瘾。
事实上，根据克里南伯格2012年提供的数据，超过3100万美国人正独自生活——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7。独居户数则占总户数28%，甚至超越了核心家庭。在他眼中，这些数据绝不代表一时潮流，而是预示着自婴儿潮以来最重大的生活方式变革。下面我们还将看到，北欧数国的独居比例更是远超美国；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2011年的报告，自60年代以来，法国独居者比例更是翻了一倍：由6%上升到15%，其中540万女性、400万女性。
单身≠离群索居
独居往往和孤独联系在一起。早在1856年，诗人惠特曼就忙不迭地用一系列形容词描述人们对独居者的看法：“萎靡不振、精神空虚、懒惰倦怠、神经紧张、消化不良、热衷于调情、挥霍无度、虚荣爱炫耀”。
然而，为数众多的单身者正热情高涨地投身于社交生活。数字媒体的高度活跃、从不离线的对话…他们也许比同龄已婚人士更热衷于外出就餐、健身、参与艺术及音乐课程。不过，贫穷和高龄独居人群又另当别论。
人人口中的“不将就”
物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当原本由女性完成的家务活动转化为市场付费行为，人们的关注点也由在家庭中生存转向自我满足：“我要做的是学会成为我自己最亲密和最要好的朋友，爱自己，感觉到真正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
1962年出版的女权主义畅销书《性与单身女性》就率先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布朗用富有个人特色的语言表示了不凑合的决心：“尽管很多时候，我已确信终将孤独终老，死在自己老处女的床上，可我也从未考虑过为了结婚而结婚”。自称像个“bitch”一样工作的布朗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身为个性强硬、富有的美女：“你该拥有的是勇气以及独自面对生活的毅力”。
在调查中，一些年龄为30-40岁的女性还选择自行购买房产，独立迈向下一个人生阶段：“这是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挑战”。
著名的《花花公子》杂志是更为极端的例子。杂志毫不含蓄地叫嚷着：“每个人都应该丢下郊区的家、旅行车、控制欲极强的妻子，回归伟大的城市生活！找一个住所，用现代奢华填满它：美酒、艺术品、时髦服饰、真皮家具、高级音响，一张特大号的床，还有超越一切的美好享受——漂亮的单身姑娘们”。
对独居者的歧视
独居人口比例增长不代表人们放弃了在伴侣关系中安定下来的传统观念。虽说今时今日人们大可在聚在一起时，仍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世界中，但成家仍是一种行为规范。因此，和数十年前相比，观念差别并不在于“是否”结婚或同居，而是“究竟何时结婚、同居”。
如果说成功单身男士尚且面临这一困扰，那么其同龄女性面临的困境就更为明显：“进入三十岁以后，能否以及如何找到伴侣、生育自己的孩子，成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朋友、家人甚至新朋友都总很关注她们的家庭生活，觉得这比任何其他事都重要 […] 无论个人成就如何，她们认为公众眼中自己的形象是‘骄纵的’”。她们被不断提醒该如何增强个人魅力，以防错过终生伴侣。部分“逆反”独居女性难免因寻求理解而显得脆弱或固执。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因离异而独居的女性而言，独居提供了怡然自得的空间：“婚姻确实有益于养育孩子并建立社会纽带。但她们也坚持认为，这些婚姻的益处是建立在女性付出代价的基础上 […] 独居生活并非快乐无忧，但对于那些经历过失败的婚姻的人们而言，独居带来的痛苦更少”。
以后该怎么办？
年轻的专业人士，支付高额的公寓租金，以换取自由和隐私；三四十岁的单身人士，不愿为了不尽如人意的伴侣而牺牲事业、生活；离婚人士不再相信婚姻；宁愿独居的老年人：独居者群体想要的，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承担更少的压力。
克里南伯格举例说道，职场年轻人明白雇主不再做出长远担保，工会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将时间交给教导或者雇佣我们的人，学新技能、建立人际网络、寻找更好的工作，然后再循环一遍这些过程。在此情形下，独居比对伴侣承担责任和承诺自然要更简单一些。
但是和丁克族一样，独居族面临一个问题：现在不错，但以后怎么办？虽说伴侣并不是解决孤独感的灵丹妙药，但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对陪伴的需求显然会发生变化。
也许人们会说：终生独居、100%献身家庭都是在走极端，应该慢慢培养自己的应对能力，而不是一股脑儿全部放弃。既然愿意用时间、金钱、意志力去打造单身生活，为什么不以同样的热情重新给伴侣生活一个机会呢？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独居经验
北欧诸国独居者比例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瑞典则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户籍总数的47%)，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则达到惊人的60%。同样，慷慨优厚的福利制度和高收入（带薪育儿假、一流的儿童保育设施、公共医疗体系），促使丹麦（45%）和芬兰（40.8%）形成独居风气。
但是，这个逻辑不能覆盖所有人。毕竟，一个人可以“负担得起”，不等于他情愿独自生活。例如，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葛兰汉森2010年发表的论文指出，自认非常快乐的独居者不到三分之一。
独居改变人们对自身、婚姻的理解
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催生了独居模式：个人主义兴起、女性地位提升、社交更方便、大规模城市化、寿命大幅度延长…除了收入、稳定性和阶层等传统考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家庭“是否能促进个体实现和成长”的标准，来评判纽带的牢固程度。换句话说，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对伴侣和家庭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
在这个前提下，部分能自给自足却未能遇上合适伴侣的人，采取了保守的独居选择。通过不结婚，他们得以维持生活和工作的稳定。矛盾的是，独居虽然是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它也可能反过来危及个体本身。话说回来，健康、情感、财务状况良好的人，相比贫穷和不健康的人群，自然更容易找到此类生活的平衡。
很显然，独居给予的稳定是有代价的。而形形色色单身组织的任务，就是帮助独居人群与“尽快结婚”的主流价值观抗衡，并降低相应的代价（减少舆论压力、职场歧视、提高生活质量）。
不管是“彻头彻尾的单身者”，还是“不将就”的观望者，独居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对婚姻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老去的方式。
且不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单身独居现象是否如作者所说，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但在主流观念中，独居仍然占据的是“中场休息”的过渡地位。相比之下，“家，才是最终的目的地，是独居生活最终的归属”。然而，作为一种生活选项，独居不该受到排斥和歧视。相反，社会应为独居人群提供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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