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恐惧

        当日历翻至2月5日即正月十二时，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忐忐忑忑和惴惴不安之后，我真的恐惧了，恐惧到了极点，恐惧到了绝望：我看到自己测的体温计的体温是37.3度，这是新冠病毒肺炎的最低标准体温。

        中午起床后，头有点昏昏沉沉的，喉咙也有点痒痒的，一直不怀疑自已体温的我找来体温计放在腋下。取出一看，我吓着了。

        我焦急地喊：老婆，不好了，我的体温是37.3度。老婆接过体温计，我说你看，水银柱显示就在这里，37.3度。老婆一看也愣了，赶紧用手摸我的额头，然后又把手放到自己的额头上，说我的是热些。老婆甩了几下体温计，说再测一次。过了七八分钟，我从腋下取出体温计，右手捏着体温计右端，眼睛紧盯着37度的刻度处，先往上转，再往下转，怎么转，还是在37.3度上。这下我吓傻了，我再次把体温计递给老婆，并说，你看！你看！还是在这里。老婆也开始紧张起来，看了一会体温计之后甩了两下就将体温计放在了自己的腋下。约莫八分钟后，老婆取出体温计一看，水银指示在36.5度。老婆说让我再测一次，结果还是37.3度。这下我和老婆都慌了：我有低烧。

      我的担心还是出现了。1月18日是我们南方的农历小年。国庆节结婚的女儿说小年两家人一起吃年饭，女儿和女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两家人高高兴兴地在汉口江汉区马场路的一家小有名气的餐馆过了小年。那天这家餐馆人声鼎沸，桌桌爆满。这可是一家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远的餐馆，这可是在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病毒存在人传人的前2天，这可是23日武汉宣布封城的前5天。在23日以来的居家隔离时间里，我天天都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担心自已，担心家人和亲友。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发烧，要不要咳嗽，感不感胸闷，每天晚上要问问女儿和女婿一家是否安好。就在这种不安中我们平稳度过了病毒的最高潜伏期。可我现在怎么会发低烧呢？哦，对了，1日31日即正月初七，小区供应蔬菜，我下楼买菜了，这是武汉封城后我第一次下楼，小区管理人员对下楼买菜的每个人都检测了体温，大家都戴了口罩，都保持着一定距离。我真的很懊悔，这菜真的不该去买，我真不该冒这个险，不然怎么会出现发烧呢？

      说什么都晚了。我恐惧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做了一辈子医疗影像工作的老婆虽有点紧张，但还冷静，说先不要告诉任何人，让我在自已房里隔离，观察一两天再说。

      我是一个既有一定理性而又很容易感性的人，我的恐惧也是来自于我的理性判断：如果我发烧，就可能是疑似；如果我是疑似，就要等待确诊；如果真的确诊了，还不一定会有床位；即使我能住院，还不知我能不能扛得过去。总之，如果真的是我逃不过这场劫难，这也是我的命，我就要作好最坏的准备。于是我拿起了笔，开始在日记里记下我要做的事，包括第二天全部平掉期货头寸并转出全部资金，包括各银行卡所放的地方及密码，包括有关亲友间的借贷和银行理财情况等，都一一记了下来。

      我在极度的恐惧中，因为我要面对的是我的生命可能会出现的终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农村20年，在部队20年，转业后干传媒20年。在我人生的四个20年里（我要求不高，只想能清清爽爽地活到80岁），我走过了前三个20年，还只有最后一个20年，我想过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自由自在的20年，我还可以做很多自已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我才刚刚退休，可我现在发烧了，我的一切很有可能就到此打上休止符一一我恐惧于我的不甘心。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窗外显得更加安静了，这可怕的安静让我的恐惧又增加了一层恐怖。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双眼不能聚焦屋内的任何一件物体，我的两腿瘫软得支撑不起我的身体。我不自由主地在客厅里走来去，我不知老婆在做什么，我的恐惧已经到达极限一一对生存的绝望、畏生命的终止。

        这时在书房里忙着什么的老婆突然叫我，叫我把体温计拿过去。我很不在意地把体温计给老婆，老婆把体温计放在台灯下一看说，36.8，是36.8。我立马靠近去看，真是36.8。我如释重负，如获新生。我惊魂未定地说，那在客厅怎么看的是37.3呢？          我重新回到客厅，把体温计放在客厅那淡黄的顶灯下。原来，我们用的老旧体温计在暗黄的客厅里水银升到36.8度时，体温计上37度上有一个方框标识，由于体温计表面出现模糊，误把水银和方框右边连在一起判读了，再加上多日隔离的紧张和恐慌，就把体温看成了37.3度。

        法国十六世纪中叶著名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说：“许多人因恐惧失去理性”，还说：“ 恐惧的危害超过其他一切不幸事件”。恐惧让我一时失去了自我，恐惧让我闹出一场不应有的惊骇。

        武汉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出现，隔离还将继续，恐惧依然存在，但我相信，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2020年2月5日初稿，2月8日即正月十五修改，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