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王蒙先生谈文学的一篇访谈文章,里面说到文学的感情性,并且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王蒙说,没有文学就没有爱情。所以,王蒙先生很遗憾阿Q向吴妈求婚。他向吴妈求婚,但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他突然给吴妈下跪了,说,“我和你困觉”。这完全属于性骚扰。
相反的,如果阿Q读过一点徐志摩的诗,他应该对吴妈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遇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而吴妈呢,她文学上比阿Q差一点,但她应该会一点流行歌曲啊,她至少可以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一件事就成了。
由此王蒙先生认为,“文学可以改变命运,文学尤其可以帮助你择偶。”
虽然王蒙先生有点夸张了,但把文学的感情性解释得通俗易懂,并且让人觉得合情合理。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在繁华的巴黎大街的路旁,站着一个衣衫褴褛、头发斑白、双目失明的老人。他不像其他乞丐那样伸手向过路行人乞讨,而是在身旁立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街上过往的行人很多,看了木牌上的字都无动于衷,有的还淡淡一笑,便姗姗而去了。
这天中午,法国著名诗人让·彼浩勒也经过这里。他看看木牌上的字,问盲老人:“老人家,今天上午有人给你钱吗?”
盲老人叹息着回答:“我,我什么也没有得到。”说着,脸上的神情非常悲伤。
让·彼浩勒听了,拿起笔悄悄地在那行字的前面添上了“春天到了,可是”几个字,就匆匆离开了。
晚上,让·彼浩勒又经过这里,问那个盲老人下午的情况。盲老人笑着回答说:“先生,不知为什么,下午给我钱的人多极了!”让·彼浩勒听了,摸着胡子满意地笑了。
“春天到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之所以感动了众人,也在于它的文学性,它的感情性。
如果说阿Q也有文学修养的故事,说明“文学可以帮助你择偶”,那么,著名诗人让·彼浩勒为乞丐改字牌的故事,则是“文学可以改变命运”了。
这两个故事都非常有趣。
201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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