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的古典主义光辉

大英图书馆

文/宝木笑

科学虽然自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无法否认的是，其中夹杂了太多人类自身的主观性，很多时候，这种主观性并非代表着完全的进步和合理。翻开西方科学的发展史，从宏观角度讲，欧洲文明自古就把关于自然的知识分成两类，一类叫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另一类叫做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从这两个词组的比对我们不难看出，原本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划分，那是以哲学（philosophy）开启对自然的智慧认知，和以史学（history）完成对自然的感受传承。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原本同时支撑人类思想殿堂的两大支柱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自然哲学演化为如今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一系列科学门类，这些学科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惊喜，成为如今的“显学”。而博物学则在上个世纪中叶就走向了全面的没落，如今甚至已经听不到她的声音，她演化而来的动物学、植物学等科学门类也是一直在人类科学王国的边缘游离。

在这里，人类的主观性改造了自己的知识殿堂，就像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之后，纯文科在大学的全面冷落。是的，自从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不仅冲击了人类的社会结构，更冲击了人类的科学观，“有用”和“没用”成为了一种衡量的标准，而判定“有没有用”的标准又仅仅是能否产生价值。博物学作为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科，她执着甚至执迷于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做出宏观或围观的观察、描述、分类等行为，这本身就带着某种格格不入的“另类”的“原罪”，因为人类都已经可以瞬间毁灭一座城市，已经将纳米作为计量单位，已经准备去挑战火星，博物学显得不但“没用”，甚至还有些“幼稚”和“肤浅”。

19世纪博物学著作中的插画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博物学往往带有一种怀旧的味道，有一种古典主义的情怀，让我们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雾都，一下子进入十九世纪的欧洲，那是雨果、歌德、狄更斯、拜伦、雪莱的时代，那是达尔文、爱迪生、洪堡的世纪，那种腔调总是让人深深为之折服而倾倒。所以，当科学史学家夏洛特•斯莱用大英图书馆500余年的动物图志编撰成《纸上动物园》时，其意义其实是超越文本自身的。这本书带着一种浓重的古典风格来实现这种超越，当16世纪到19世纪大英图书馆精选出的250幅动物画作展现在读者眼前，人们不禁会震撼于那种略带陌生的维多利亚式的情结，仿佛人们对福尔摩斯小说中伦敦腔调的重温。然而，夏洛特•斯莱并不想仅仅止步于这种时光旅行般的重温，《纸上动物园》在平易的题目下深藏的是更多的对于博物学的怀恋和野心。

于是，人们在震撼于书中异域生物、本土生物、家养生物、怪异生物分类中的风格各异和细致描画的同时，感受更多的还有博物学的发展史，而这正是作者更想让读者感知的。原本凭着大英图书馆珍藏的那些博物图片，只需在博物分类方面细致进行解读，便已经可以完成一本质量很不错的博物学著作。但是，夏洛特•斯莱却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自然哲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说起，他建议教皇建设“诺亚方舟”一般的博物馆，这样的“诺亚方舟情结”一直延续到其去世二十年后的17世纪则变为转向“纸上博物馆”。这实际上既是找到了《纸上动物园》最古老的缘起，更是将博物学的缘起同时点明（注：我们这里说的博物学的古典主义光辉，更多指代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博物学浪潮），博物学虽然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对自然的描述”（注：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然而更多的则是而后出现的这种“诺亚方舟情结”。

阿塔纳斯·珂雪《诺亚方舟》，1675年

归根到底，这仍然是宗教的力量，人们相信圣经的一切，并怀着如今看来反而显得可贵的敬畏，认为上帝造就万物，人类有某种“收集”和“延续”的责任。按照这样的逻辑，最好的办法便是真如诺亚方舟那样收集活物，当然人们也会明白其中的不现实，继而选择标本的收集，以至后来的图文结合形成读者今天看到的《纸上动物园》。当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停留在“收集”和“延续”，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对古希腊的博物理念进行了重新发扬。到了18世纪，在法国著名植物学家布丰和“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瑞典人林奈的推动下，博物学真正变成了一门近代自然科学。而到了19世纪，博物学一跃成为“科学时尚”，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等当时的科学先锋，那些科学史上大放异彩的传奇人物们大多都是博物学家出身，甚至很多文学大家也同时有着博物学家的身份，比如歌德等人。

也正是在那时，博物学的古典主义美得到了完美的迸发。这种古典主义的美有着很多表现的方面，比如对自然近乎极致的逼真追求，在《纸上动物园》展示的大英图书馆的馆藏中，那些对各类动物的描画是极为细致的，如对螃蟹的描画甚至能看到其腿部的绒毛，这在某种程度上很有些我国古代工笔画的风采，但更是欧洲古典主义绘画的直接传承。而在对这些珍贵动物图片的观察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种18、19世纪的风格，即每个人，包括插画家和博物学者都将自己定位为观察自然和发现自然的研究者，这映射在动物图片上就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科尼利厄斯•诺兹曼笔下的鸬鹚在已经达到惟妙惟肖的情况下，这位博物学者仍然会选择以画中画的形式将鸬鹚的喙部单独进行一个特写。这种带着某种学究气息的认真不失是一种可爱，甚至让我们不由想起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范儿，学者身着燕尾服和礼帽漫步在阴雨绵绵的伦敦街头，在科学沙龙里手拿单片镜躬身观察某件标本，而后细细地记录，彬彬有礼地讨论有关科学的一切。

托马斯·贝尔描绘的螃蟹，1835年

历史研究者中的一部分有着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对于欧洲甚至世界来说，我们不能说19世纪是18世纪的延续，但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20世纪却是19世纪的余音。人类科学的重大起点和基础开拓几乎都发生在19世纪，而在博物学身上我们感受到的还有更多的一重味道：19世纪也是人类科学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水岭。这种分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般说来，可以认为近代的数理传统是由伽利略、牛顿开创的，其特点是强调精密准确和极度深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从此而来。在这样的对比下，博物学所延续的古希腊时代宏观层次的观察和收集方法已经显得有些过时。无怪乎物理学家卢瑟福就曾说：“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要么是集邮”，物理学大师口中的“集邮”就是暗讽当时博物学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的主流和前沿，博物学被贴上类似“集邮”的标签，以极快的加速度被边缘化。

科尼利厄斯•诺兹曼笔下的鸬鹚，1770-1829

然而，博物学的古典主义光辉其实并未在科学现代主义的耀斑下消失，它一直在以一种更为深刻的形式润物无声。前些年，有位一年之内完成了麻省理工四年本科课程的传奇人物——斯科特•扬，他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学习方法类博客的博主之一，这位学霸在他的《如何高效学习》一书中谈到的反而是一种叫做“整体性学习”的理念，即学习看成一个整体，明白看待知识的角度应该是多方面的，任何一门知识都不会单独存在，它总是与方方面面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学霸在学习导数时，先不去想公式，而是先想象汽车的速度表和里程表，在学习公司管理时，先不去想具体流程，而是先想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21世纪的学霸斯科特•扬的经历其实和很多科学史上的案例相近，科学最伟大的突破和奇迹，往往都带着某种古典主义的神秘和美感。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如量子力学那种近乎神迹的思想，当包括物理学在内的科学发展到极致，它们实际上走向的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圆形轨迹，科学回归到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原点，即通向了一种哲学的思辨。

我们说博物学存在的必要和她的美感，正是契合着这种人类思想不断突破后的哲学回归。一方面，就科学自身发展来讲，博物学代表着一种对思想的哲学涵养，博物学虽然与现在主流的学院派哲学较难沟通，但与广义哲学是息息相关的，博物学的宏观、慢热、安静的研究方式以及对自然原生的敬畏和赞美，这些都将让人类避免陷入科学技术大爆炸后的迷失困境。哲学代表着人类的时代精神，现代性的弊端逐渐显露，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过于追求“术”的极致已经让人类进入一个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困境。最近大热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其实正是这种深沉忧虑的罗曼蒂克式的隐喻显露，“异化”的不是那个来自亚马逊河的“怪物”，而是处于1962年美苏冷战对抗中的所有人。

另一方面，博物学的古典主义光辉更指代一种博物学的精神和情怀。我们当然不会激进地不顾事实地一味认定博物学在经历20世纪的低潮后，在21世纪已经全面复兴了，我们承认博物学已走向现代科学的边缘。但是，这种边缘化是学科实体的边缘化，与之相反的是博物学的学科哲学正在回到人类思想的舞台中央。自从人类迈入20世纪以来，最大的失误并非失去了博物学一类的诸多古典主义的学科，而是激进甚至幼稚地将人类科学与人类思想进行了割裂，这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事实却是，人类科学和人类思想的最终起源只是一个问题，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同一性，在人类追寻这个同一问题的过程中，那些中间阶段的各次起源才是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科学和哲学只是人类思想的某个阶段，人类要最终走向更远更高处，是需要最终实现某种统一的。

而这种必然和必须的统一，则是博物学带给整个人类思想的宝贵启示。来自博物学传统思想的整体论和演化论的基本事实和理念，正在全面更新人们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正是我们未来所急需的。比如，生命科学已经将目光投向到分子级，但如果我们的眼光仅仅盯着基因的双螺旋，人类可能根本看不到更为宏大的生命演化进程，不能跳出电子显微镜的量级限制，就无法在整体和宏观上感受生命形式的涨落，无法感知未来的方向。这种必须跳出来用某种情怀和哲学思想作为指引的情况，其实一直在科学进程中发生，科学和哲学统一在人类思想的情况在两者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每每出现。现代科学顶礼膜拜的开创者牛顿，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科学拓展中，不可避免地最终陷入了唯物主义机械论的迷茫：世界从古至今不过是一些原子在那里撞来撞去，想象中的神并不存在，辽阔的宇宙完全无意义。

查尔斯·莱尔的生命进化示意图

《纸上动物园》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孩提时代第一次见到世间各种动物，不是通过遥远的丛林旅行或危险的登山之旅，而是在某间书房的地板上，某本书的书页之间。”如果将这句话做某种引申的话，那么人类目前的科学发展，恰似我们成年后在遥远的丛林旅行或危险的登山之旅，那是人类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后的必然远行。然而，博物学及博物学的精神和情怀就像推动我们远行的某种精神力，这精神力源自人类孩提时代的经历，而那正是人类经由科学和哲学进行探索和远行的“初心”。

虽然，按功利的实用标准，博物学貌似真的是“无用”的，因为它不能用于赚钱，也不能帮助科学前沿的科学家实现超一流的科学发现，但博物学仍然不该成为历史的遗迹。因为，博物学的精神和情怀让人类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外出远行的“初心”，也会让人类的孩子们可以自然而轻松地接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在博物学的古典主义光辉照耀下，人类终将重新回忆起自己在自然面前应有的姿态和位置，重拾对宇宙的谦卑和敬畏，佛家说：“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这也许就是博物学默默展示给当代人的情怀和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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